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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智慧治理：一个研究框架刘提 * ① 能要：乡村智慧治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一体化和城乡平等化的重要体现。本文在简要梳理了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接触、适应并容纳互联网技术及其关联应用体系的社会过程之后，认为当代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学术任务是揭示该过程在乡村生计体系、公共性建构、社会服务供给和社会整合等多重社会治理维度上提升乡村现代性所起的核心作用。通过概念界定、类型学建构和经验研究问题谱系的阐述，本文提出了关于乡村智慧治理的一个整合式研究框架。关键词：乡村智慧治理乡村现代性类型学腾讯为村（ Tencent WeCountry）一、前言 2014—2015 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组成了一个研究团队，分成不同的研究小组在贵州省黎平县岩洞镇的多个村庄蹲点，考察村民们在接受来自企业基金会捐赠的 4G 手机之后，会利用这一移动终端进行哪些媒介利用行为，并希望能够观察到这一利用行为的深度影响，如对村庄社会互动和社会团结的影响，对村庄生计体系的影响，等等。这项社会干预活动的主要发起人是腾讯基金会，它联合中兴通讯和中国移动等法人行动者，试图考察信息与通信技术（ Information and * ①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重大项目 “集体经济与乡村公共性构建研究” （项目编号： 22JJD84002；主持人：卢晖临）子课题四 “新技术、基层治理与乡村公共性研究” 的中期成果。 23 社会发展研究 2023. 2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ICT）进入乡村之后的长期社会后效。① 这项研究得到了一系列尝试性的研究结论。首先，中国乡村互联网接入背后的社会动机不完全是外生的（或由外部社会行动者引入的），而是与乡村居民在城乡快速接触和交融背景下的一体化和平等化诉求直接相关的。换句话说，互联网服务扩散的最大特点便是跨越地理边界的约束，因此一体化在此处主要指的是当互联网接入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蔓延到乡村时，城乡之间的沟通障碍将会显著减少，相对统一的互动规范和流行文化得以传播和扩散，从而使得媒介影响力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实现。② 这恰恰也是城乡平等的一个重要体现。在 4G 手机发放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各蹲点村村民家庭接入互联网的热情愈益高涨。一些外出打工的年轻村民也因为家里安装了 Wi-Fi 而临时决定回家过年，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延长了原计划的居留时间，将返城复工的日期推迟到了元宵节之后。其次，村民们最初利用 4G 手机达成的媒介交换和媒介传播行为，主要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和需求息息相关。举例来说，铜关村的中老年侗族妇女首先会利用联网手机传播侗族大歌歌本，录制侗族大歌唱段相互发送、欣赏并评价。③ 而语音和视频通话等功能也给地理上分离的村民家庭提供了虚拟团聚的机会，因此也成为他们得到 4G 手机后最普遍采用的媒介利用行为。 ① 腾讯基金会的社会干预计划还有更宏大的一个分支，即试图把网上村务公开、线上动员和组织、在线表达和共识达成，以及村庄文化活动展示和地方特产促销等因素汇集在一起，从而使得在地村民和外流村民有一个共同参与的公共空间。可以说，该项目是我们今天讨论乡村智慧治理的一个理想出发点：首先，其提供了一个虚拟平台，为外出村民参与村庄治理提供了技术渠道（而在东部发达地区，腾讯为村则为外来人口参与地方治理和公共讨论创造了技术条件）；其次，其是村庄社会团结的象征和地域认同及文化自豪感的展示空间；最后，其使得单个村庄更深地嵌入到一个更广大的理性治理系统当中。项目的具体内容可参见贺潇（ 2021）对四川邛崃全域 “为村” 的研究，以及两个村庄层次的腾讯为村实践案例研究———四川省广汉市龙潭村（刘雪兰，2019）和山西省忻州市河拱村、河边一村（徐雅坤，2022 ）。在邛崃案例中，党建、产业发展、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等多重目标构成了全域 “为村” 在地理覆盖之外的功能全覆盖（十分类似于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的 AGIL 模式所指称的功能先决条件）：人口流动性带给党建工作、社区服务传递、社区动员和社区共识达成等基层社会治理目标的难题，部分地借助为村平台提供的信息供给的定向性（如针对包括外流党员在内的全体党员的线上微党课）而得到了对冲和缓减。 ② 此处的一体化概念还有另外一层含义，主要体现在东部发达地区各省份试图实现区域电子政务整合的努力之中，如浙江的 “最多跑一次”、上海的 “一网通办” 和江苏的 “一件事” 等。这种一体化努力的结构性基础，实际上是东部地区都市带 “城乡一体化” 和 “治理一体化” 渐次合流的事实，可以看作是宏观结 ③ 构变迁、中观组织促进和微观行动动员三者相互结合推动人类实践发展的一个经典案例。这也与差不多同一时期我们在北京郊区村庄观察到的现象相一致：互联网 “嗨歌” （与熟人或新友围绕经典老歌展开在线面对面对唱 / 轮唱）已经成为城郊地带中年乡村妇女社交联系重建、社会地位赋予（ status conferring）和生活意义再生产的一种主要途径。 24 乡村智慧治理：一个研究框架 ·专题研究· 再次，第三个研究结论与村民之间应用（ APP）采纳的网络效应相关，也即在一个面对面交流的乡村聚居点中，人们的互联网应用采纳行为遵循了社会网络接近性和情感亲密性两条路径。最后，移动互联网的普遍流行是中国社会一体化的另一个重要表征。诸如乡村中小学生、返乡打工村民之类的特定活跃人群，作为互联网流行文化无远弗届的 “文化中介人（ cultural broker） ”，成为文化中心和地理边陲之间在流行文化消费和国家文化整合上的重要结构性连结（ structural link）。伴随着技术市场化应用节奏的加速，4G 网络手机很快被 5G 网络和设备所取代，中国社会的互联网接入率也日益走高，地理上的和社会上的边缘空间也日益被纳入互联网接入的 “系统总体（ systemic totality） ” 之中。可以说，以移动手机终端及其应用、无人机和传感设备、新能源等为代表的新技术进入乡村社会（ Hanna et al.，2009； Liu et al.，2013），不但深化了我们关于当代中国乡村现代化之技术层面的理解①，也对乡村社会治理和公共性建设等议题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影响是广泛和多元的：（ 1）涉及到新的生计，如乡村电商（邱泽奇，2018；邱泽奇、乔天宇，2021；张樹沁、邱泽奇，2022）；（ 2）涉及到原有生计的产业提升，如农业生产中的信息集成和及时监控（李道亮，2012）；（ 3）通过引进人工智能灌溉、温湿度调节、农产品溯源等技术及采用种养结合的方式大力发展现代化高效智慧型循环农业的企业实践（蔡欣辰，2022）；（ 4）涉及到国家倡议在乡村的落实，比如乡村信息公开的推进（杨翱飞，2022）、垃圾分类习惯的培养（ Ma et al.，2018）、新型社会管理制度（如河长制）的推行（杜庆波、陈晨，2020）等；（ 5）涉及到前面提到过的腾讯为村等公司社会责任平台的嵌入性发展。这一平台，作为中西部乡村连结 “空间异处” 的村民们的虚拟共同空间（周燕妮，2016）和乡村发展平台（叶丽莎等，2021），以及东部乡村连结本村居民和外来居民的讨论和沟通空间，已经日益成为我们讨论乡村智慧治理的一个先行实践基础。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开始日益关注到中国乡村世界 ICT 利用的微观经验。英国 ① 正如人类自聚居以来每一次发明或引入的重要技术———如远古时期的使用火、发明弓箭、采用陶器保温，中古时期采用铁器耕作、人工育种和水利设施建设，明清时期引种高产作物，近代以来电的发明和蒸汽动力的工业化利用等———都使得上述人类聚居区获得更大的发展潜力和更高的福利水平一样，互联网技术和一系列相关技术的引入也必将推动中国乡村地区的进一步现代化。在本文接下来关于乡村智慧治理的类型学讨论中，读者们将会体察到这一技术现代性进入到乡村社会之后所可能带来的全面而持久的社会影响。 25 社会发展研究 2023. 2 数码人类学家丹尼·米勒（ Daniel Miller）领导了一项研究全球范围内各地方社会① 如何迎接和采纳社交媒体技术的民族志研究（全称为 “Why We Post”）。其中有两本出版物的调查地点是在中国，分别是王心远（ Wang，2016）对浙江某个处于快速工业化进程之中的乡村小镇中的外来打工者如何使用社交媒体建构起友谊网络和发声空间的案例研究，以及汤姆· 马克唐纳（ McDonald，2016）对山东济南某乡镇普通民众社交媒体日常利用实践的参与式观察：前者揭示了外来打工者是如何利用主流社交媒体（微信、QQ 和微博）来建构和维护其日常生活秩序的（或者通过社交媒体上形成的社会网络寻求社会支持，或者通过社交媒体揭露身边的不公遭遇以求伸张正义）；后者则对多样化社交媒体平台（ QQ、微信、微博、人人网、陌陌）进入乡村社会后所引发的社会互动张力（如妻子对丈夫互联网交友圈的日常监控）及其在乡村道德重构等议题上的中心作用进行了细腻刻画。乡村社会被容纳到互联网内容传播的世界之中，既借助于具有特定偏好的大型平台（如以 “拥抱每一种生活” 作为企业座右铭的快手），也与乡村生活体验被城市中产阶级观看者借用乡愁、新奇性和本真生活等概念重新定义为一种有价值的内容直接相关。中文社会科学学位论文是展示中国社会变迁的一扇重要窗口，在这一类论文中往往可以发现青年学子们对新兴社会现象的关注热点。比如，基于对 CNKI 论文数据库的检索就可以发现，青年学子们十分关切诸如快手之类的短视频平台在传播乡村生活景观和聚焦乡村社会议题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主题索引的方式，输入检索词 “快手 ”，在 2017—2022 年的 6 个年度中，CNKI 共收录入库学位论文 863 篇；其中乡土文化（土味文化）传播、乡村景象呈现、草根群体的自我呈现和小镇青年的身份认同等成为研究的关注焦点（张廉，2018；孙丽，2019；陈斯亮，2019；靖雯，2021）。这些对 ICT 技术和社交媒体技术进入乡村社会而带来的经济或生计层面的、社会生活层面的和社会治理层面的多重影响所进行的简要梳理，目的在于论证乡村智慧治理这一论域 / 论题的合法性或正当性，即中国的乡村社会已经在基础设施接入、社交媒体实践、社区治理创新和生计体系重构等多个维度上接纳并包容了 ICT 技术及其各类扩展应用，以期对中国乡村社会的集体行动倾向、组织气质和福利提升的 ① 除了中国的两个民族志地点之外，这一系列的研究出版物还涉及到了土耳其东南部、意大利东南部、智利北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巴西、印度南部和英格兰乡村地区等多样化地点。在这些民族志研究中，数码人类学把理论关注点放在了各地方社会是如何以自己特有的文化理解力和文化能动性来适应并包容看起来无差别的技术理性的，同时又是如何将这一技术理性作为主动建构生活意义和自我价值的载体的。 26 乡村智慧治理：一个研究框架 ·专题研究· 理性化和效率水平产生积极的影响。举例来说，无论是在中西部乡村还是东部乡村，地方信息平台（以街道和乡镇信息服务中心为基本形式）的建设，似乎为处于高流动条件下的基层社会自治主体提供了虚拟全景治理的可能性，而以村庄微信群、QQ 群和公众号等为平台的公共讨论，也将为学术界观察中国乡村公共性和智慧治理的形成和维系提供一个新的窗口。接下来，本文将首先尝试着提出一系列直觉式的概念，以深入理解乡村智慧治理的真实内涵；其次，进行一个关于乡村智慧治理的类型学探讨，由此帮助读者理解乡村智慧治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holistic-ness）；最后，给出关于乡村智慧治理的经验研究所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总的来说，上述概念界定和类型学建构，加上经验研究努力中不可或缺的基本问题谱系，构成了本文提到的研究框架的主体。二、直觉式的概念界定治理是当代社会科学最常使用的一个术语。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国家能力建设” （ Jia ＆ Lin，1994）成为政体优先发展目标以来，治理概念最恰当地展现了这一认知趋势下的集体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的理论伦理立场。举例来说，按照互联网上流传的定义，社会治理指的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多种主体，通过平等的合作、对话、协商、沟通等方式，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引导和规范，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过程。这个互联网定义的基本特征，是在强调 “多元主体平等参与 ” 的同时，仍然暗示着一个内化了的分化权力架构的中心性（如中央治理目标相对于其他目标的优先性，以及一体化政治动员的特殊地位）。在一个更为一般性的意义上，英国学者马克 · 贝维尔（ Bevir，2012： 1）将治理界定为所有形式的 “社会协作（ social coordination） ” 和 “统治模式（ patterns of rule） ”，着重强调了治理（ governance）和政府（ government）的区别①，并且突出了家庭、部落、社会网络、市场和志愿团体等非正式主体在治理实践中所扮演的角 ① 用贝维尔（ Bevir，2012： 1）的话来说，治理概念的启用，表明了一种重要的学术转向，即学者们倾向于将自己的关注焦点从国家机器（ state apparatus）那里转移出来，而更为关注社会实践和社会活动（ social practices and activities）。 27 社会发展研究 2023. 2 色。因此，本文尝试着提出关于治理的直觉式定义。广义来看，治理可以被看作是 “多元主体围绕颇具共识的地方性福利提升目标展开的、具有较高动机激发水平的一系列合作行动”。而狭义来看，治理的定义则可表述如下：在一个多元主体嵌入的特定时空内，拥有行政管辖权的优势主体，在对决策场域之信息 / 资源流有充分掌控的前提下，做出其结果将带来政治 / 文化正当性最大化的一系列决策选择；在此过程中，将会有其他主体通过多种方式被优势主体动员到参与之中，并且成为政治 / 文化正当性的主要在场感知者和评价者。本文的这个广义定义，尽管与贝维尔的定义较为接近，但也有所区别：其一，该定义强调了行动主体动机的一致性和高水平激发；其二，该定义将地方性福利提升看作是治理所要达成的更为重要的目标，从而试图与中国政治实践中长期高涨的集体主义或国家中心主义取向相区别。同样，本文关于治理的狭义定义也有所侧重，收起了广义定义所隐含的平等主义、共识主义和福利主义色彩，而更多地承认并吸取了当代中国政治的现实性要素———中央和地方行政管辖权的中心性、决策过程的复杂性，以及组织和动员过程的内生性。与此同时，广义定义中所隐含的平等主义、共识主义和福利主义的要求，则经由一个具体的中介机制———政治和文化正当性的在场感知和评价———来加以体现。这一建立在在场感知和评价基础之上的正当性核准（含外部审核和内部监控两个层面），与组织化动员一起成为刻画当代中国政治过程的两个重要本土特征。沿着上述定义的脉络，本文提出关于智慧治理和乡村智慧治理的直觉式定义。智慧治理可定义如下：利用数字化手段促进治理目标的优化实现，这些手段包括数字平台、数字应用（ APP）、数字通讯设备以及由其支撑的信息集成功能（包括可实时更新的数据集、实时对话系统、录像录音回放、数据可视化处理等）；通过建立在上述数字平台和数字应用之上的新型人类决策辅助系统，治理目标得以高质量地实现，并获得相关行动者的积极评价。 28 ·专题研究· 乡村智慧治理：一个研究框架 “智慧” 两字可以加诸在许多名词之前，如城市、乡村，或者工业、农业，主要指的是新的技术手段和新的计算能力可以为常规治理提供决策所需的关键信息，同时部分避免传统治理中的一系列缺陷———高人力投入、高情绪反应性、信息利用的低水平和低精确性等。因此，智慧治理的核心，便是利用信息基础设施的系统建设和人工智能框架的引入，形成一个高效的人类决策辅助系统。这一点往往是很多讨论智慧治理的学者们所忽视的，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学者不加区别地将智慧治理的标签贴在很多并非那么 “智慧” 的治理实践之上，正如 “大数据 ” 的标签总是被贴在实际上只是 “小数据” 的数据工程活动之上一样。在阐明了关于智慧治理的界定之后，我们关于 “乡村智慧治理 ” 的界定也便随之出场了：乡村世界利用数字化手段促进治理目标的优化实现；其中村庄是基础治理单位；而从数字应用实施和推广的理想角度来看，县域是基础信息集成单位，最后集成为更大的地理单位，如地市、省区、跨省都市带、三角洲，甚至大的流域，直至民族国家本身。从字面意思来看，这个定义特别强调了乡村智慧治理的空间维度：尽管乡村本身是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但乡村智慧治理必然要牵涉到其与地理等级制之间的复杂关系———包括其与辖区内地理中心（同时也很可能是行政中心）的关系，或者其与邻近城市地理单位之间的关联，以及其被纳入一个建立在地理等级关系之上的治理系统的内在必然性。此外，刨除上述行政或地理关系之外，承担乡村智慧治理功能系统开发和模块建设的技术公司更有可能是一个城市性的市场主体，而乡村智慧治理所借助的技术应用平台，也更有可能属于全球或全国范围某个行业的垄断市场行动者，比如阿里和拼多多在乡村电商产业中的纵向地位，或者国有商业银行在农业智慧保险中的先导地位（胡运伟等，2020）。笔者于 2020 年夏天在浙江德清围绕村庄智慧治理平台的田野调查也揭示了其技术支撑的基础，是全县范围内地理信息资源的一体化利用和全县各部门信息归集而成的中心化数据中台（刘能、陆兵哲， 2022）。由此派生的关于乡村智慧治理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便是：乡村本身是否能够支撑得起智慧治理所需的技术支持、信息集成和财政支付等先决条件？中心化的乡村智慧治理的收益，与其所付出的成本是否匹配？乡村智慧治理是否需要更多地涵 29 社会发展研究 2023. 2 盖个体行动者的智慧应用实践，以及如果是的话，如何涵盖和整合？各类市场化主体以市场导向为基础的智慧平台在乡村的推广，如何与地方国家（ local state）以 “社会服务提供—社会控制 ” 双重导向为基础的智慧治理体系相兼容？在接下来的讨论中，上述问题将会作为背景性的认知框架来支撑起我们讨论的方向和视野。三、乡村智慧治理：一个类型学的探讨在文献检索阶段，我们发现乡村智慧治理这个话题进入中国社会科学界的视野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社会学界对该议题的关注并不充分，相关研究也不多。① 而一个更为宽泛的术语 “数字乡村治理 ” 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研究投入②，尤其体现在政治学（何阳、汤志伟，2021；文雷、王欣乐，2021；何立军，2022 ）、公共管理（沈费伟、陈晓玲，2021；王洪川等，2023；郑永兰、周其鑫，2023；任敏、谭新华，2023）、传媒研究（段思午等，2020；袁宇阳，2023）、农业信息化和农村发展（冯献等，2020）等学科中。鉴于社会学学科尚未就乡村智慧治理（或数字乡村治理）这一议题形成相对统一的认识，本文试图进行一个类型学分析，以回答乡村智 ① 目前看到的少量相关研究中，有些学者试图采用社会变迁视角来理解乡村社会享受数字治理红利的社会事实，如邱泽奇等（ 2022： 74）突出强调 “数字化通过维系乡村人口之间的信息、情感、行动交互，维护了乡村的熟人社会”。另一些学者则试图采用宏观历史视野来看待数字技术进入乡村世界的治理场域这一社会事实，如吴理财、李佳莹（ 2023）通过对 “文字下乡” 和 “数字下乡” 的考察及比较发现， “文字” 和 “数字” 作为不同时期的现代性符码进入乡村社会，促进了现代性价值在乡村社会的传布和发展。另一些年轻学者则借助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围绕乡村数字治理的特定经验维度进行了个案研究，如李利文（ 2020）通过对华南 D 村数字化违建整治案例的深度调查发现，乡村数字监管存在 “数制” 模糊化、 “数质” 悬浮化、“数治” 碎片化和 “数智” 内卷化问题。苏运勋（ 2021）则以江西省赣州市 C 县村务微信群为例，探讨了新形势下乡村网络公共空间建设的可能性及其效果，并认为地方政府主导的村务微信群建设突破了乡村公共空间的局限性，在改善乡村治理、创新基层党建和推进乡村数字治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学对其他学科的渗透性影响也在乡村智慧治理 / 乡村数字治理这一研究领域表现出来了，如马玉莹（ 2023）采用涂尔干的有机团结概念，论证基层治理可以借助数字媒介，将机械团结状态下的乡村社会关系提升为更为现代性的、建立在相互依赖基础上的有机团结；而端木燕萍和章荣君（ 2023）在论述返乡青年嵌入乡村智慧治理的途径时，也借用了柯林斯的仪式互动链概念，并最终提出了自己关于 “情感治 ② 理” 的相应论断。王雯雅等人（ 2023： 70）对 CNKI 数据库中关于互联网和数字乡村的研究进行了专门的检索，发现这一类论文在 2015 年之前发文量较少且增速缓慢，从 2015 年开始进入飞速增长阶段，其中 “互联网 +” “互联网” “互联网金融” 这三个关键词出现的频次最高；研究总体呈现多学科视角及多学科交叉的趋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 “互联网 + ” 在农村的应用、互联网与农村经济发展、数字乡村发展的政策效应和数字鸿沟等。 30 ·专题研究· 乡村智慧治理：一个研究框架慧治理究竟包含哪些实质性内容这一基本问题。这一类型学分析把乡村智慧治理分解为三个亚类，分别是：（ 1）与乡村生计促进有关的智慧治理；（ 2）与乡村人力资本和生活方式要素提升和改进有关的智慧治理；（ 3）与乡村社会秩序、稳定和文化传递有关的智慧治理。接下来，我们将围绕上述三个亚类的具体内涵，做一个简要的阐述。（一）与乡村生计促进有关的智慧治理乡村生计状况是乡民社会福利的核心基础，因此乡村智慧治理的核心关注点之一，便是如何利用以互联网、物联网、传感器等为中介的 ICT 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促进乡村生计的可持续性，提升其回报率。按照农业和非农业的分野来看，乡村生计的智慧治理，在农业生产领域将涉及到如下具体事务：灾害气候预警、病虫害预警、土壤中的水分—养分实时分析、降水量监测和水利设施容量管理、农作物成熟周期精准测算、作物产量估算、市场信息链接、产品标准建设和产地可追溯性展示、农业保险和融资、农资价格预测以及农业生产中的碳足迹管理等。而在非农产业领域，则涉及到地方运输流量监测、地方非农产业污染物监测、地方非农产业信息集成、地方电子商务促进、地方性就业和雇佣信息监测和地方性供应链管理等内容。以农业生计的数字化为例，已经有相关经验研究关注到了这一议题，如曲甜、黄蔓雯（ 2022）对 B 市 P 区政府启动的 “互联网 + 大桃” 项目进行了案例分析，认为在技术体系之外，社会体系的搭建也是项目成功的基础：通过一系列动员机制、互惠机制、激励机制的供给，使得农民、企业和社会组织建立起合作关系，最终实现了数字技术赋能传统大桃产业的治理目标。刘金榕（ 2023）也以广西灵山县落地承接 “产、供、销农业全链数字化项目” 的经验为基础，见证了数字农业助力当地荔枝产业的转型。（二）与乡村人力资本提升和生活方式要素改进有关的智慧治理乡村智慧治理的第二个亚类，是与乡村人力资本提升和生活方式要素改进有关的智慧治理。这里面又可细分为个人和社区两个层面。前者聚焦于乡村居民个体通过自主学习、创新理解和接纳等社会过程而提升自己的个人能力、媒介素养和科学认知，如有意识地接受营养和健康教育、加大对食品安全信息的关注等。与此同时，一个系统的乡村智慧治理框架，也将关照到乡村居民个人的特定技能习得，以及个人互联网 APP 的使用行为及其成长历史。而后者则更着眼于提升社区生态防御的能 31 社会发展研究 2023. 2 力，如对有关区域性入侵物种和生态安全信息的传播和预警，对区域性地质灾害的应对教育和预警，以及地方流行性公共传染疾病防治知识的扩散和预警体系的建设等。（三）与乡村社会秩序、稳定和文化传递有关的智慧治理第三个亚类，也是最为核心的一个亚类，是与乡村社会秩序、稳定和文化传递有关的智慧治理。这一亚类又分为四个组成成分。其一，是对乡村基本信息的全方位掌控，以及建立在信息全方位掌控之上的旨在推动 “治理向善” 的种种应用潜能。① 这里的乡村基本信息，既包括了乡村人口的动态数据，如家户人口属性状态（生老病死 / 婚丧嫁娶）、个体当前所处地点信息及其实时统计、家户及其成员的田产物业、福利资格和人力资本资质信息（各类交通工具和设备的操作执照 / 手工业技艺认定 / 是否属于非遗继承人）等，又包括了地方性人口统计的其他重要社会属性标记，如是否属于烈军属、外娶女、已经城市化了的家庭成员的信息关联，或特种行业从业者（如占卜业、地方信仰人士等）身份的标注，以及地方性慢病管理系统中的相关信息或是否罹患某种罕见病信息的自动关联显示等。其二，关于乡村中心任务、文化传承或福利政体之行政功能实现的模块：主要涉及政体或基层社区选定的重要年度任务（如垃圾分类、疫情防控、秸秆焚烧治理、染疫动植物人道主义毁灭）之执行过程的流程分解和技术实现、乡村文化资源调查和文化实践相关资料的储存和档案管理，以及乡村医疗、教育、养老服务等福利政体行政职责内的理性规划及其执行过程的智能化管理等。就最后一项任务而言，在乡村社会应对老龄化问题，倡导积极老龄化的政策议程内，智能化养老服务体系 ① 乡村智慧治理平台中人口库标记体系的完整和系统程度，一来取决于主持单位所持的智慧治理理论，是否倾向于将拥有特殊人力资本的个体村民看作社会治理的资源，还是将其看作是潜在的风险或负担。此外，原有治理体系的信息基础（如各类台账系统、先前网格化系统的基础信息集合水平，以及诸如省级流动人口管理库地方输入端之类的本地纵向小型数据库）及其利用体验，也是架构当前乡村智慧治理平台之信息广度、信息密度和信息质量的主要因素。技术治理的一个基本经验便是，等级制中下层通常支付了信息采集和录入的成本，而对信息的全局掌控、深度解读和战略利用则通常集中在等级制上层，这是以人力采集和录入为主的信息系统的一个内在结构矛盾。因此，当前乡村智慧治理信息平台建设的一个核心要义，便是通过人工智能化处理、远程传感和自动标注等新技术手段，降低等级制中下层的数据生产成本，提高数据采集的精确度，并提升等级制中下层合理利用乡村智慧治理信息平台所提供的信息集成和决策辅助功能的权限。 32 乡村智慧治理：一个研究框架 ·专题研究· 的建设便是此类福利行政的内容之一。朱战辉（ 2022 ）对河南省 G 县建设县级 12349 智慧养老平台的福利实践进行了个案观察，认为一种线上和线下相结合，通过信息化、智能化手段整合基础养老服务资源的建设策略，是符合乡村世界相关主体的行动逻辑和市场及社会组织等外来主体的认知常规的。其三，与乡村社会团结和社会整合相关的智慧治理供给：主要包括地方微信群建设，以及由腾讯为村项目所例证的在线村务公开、线上党务、线上团拜会和线上家庭团圆照片展示等。其四，与乡村社会控制和应急反应有关的智慧治理：主要涉及对各类重点人口（重性精神病人、吸戒毒者、刑满释放和假释人员、集体或越级上访者）的把握、外来流动人口的基本信息采集，以及关于各类应急风险和应急处置资源（物资、空间和人力准备）的相关模块。经由新技术，对乡村社区社会化媒体平台中的热词进行分类统计，追踪观测乡村社区居民的社会情绪，进行舆情监控和谣言识别，对社区潜在的突发公共事件进行提前预警，并精准回应乡村居民的诉求，是这一分支的乡村智慧治理的一个潜在功能领域（寇军、赵泽洪，2022）。四、整合式研究框架中的基本问题前面我们提到，关于乡村智慧治理的社会学研究，尤其是系统的经验研究还不多见。从笔者的研究兴趣和研究积累而言，这一领域展示出相当大的吸引力。因此，就乡村智慧治理所想要回答的基本问题而言，本文围绕笔者承担的课题做一个整合性的说明。在这个课题中，我们的研究目标是清晰的，即选择足够数量的典型村庄进行参与式田野观察，结合村庄的公共事务，观察村民们和相关行动主体（如基层政府等级制中的其他层级）、市场力量（外来商户、文化旅游者等）如何通过数字平台进行信息交换和秩序磋商，由此形成一个特殊的乡村公共圈（ public sphere）并再生产出公共性来，最终成为乡村智慧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一研究的主要关注焦点有两个：其一，对新技术所具有的突破空间约束制造社会团结的可能性进行经验考察，从而为应对高流动性对基层社会带来的治理挑战提供一个新的可能性；其二，考察新技术作为一种技术理性，能否融入乡村社会原有的文化理性之中，或与其和睦相处，从而使得技术治理找到其文化之根，发掘真正内涵式的乡村公共 33 社会发展研究 2023. 2 性建设，推动乡村智慧治理的前行。具体而言，这些基本的问题可以阐述如下： 1. 农民和村民的基本信息需求都包括哪些？这些信息需求被满足的程度如何？他们发展出了哪些方法和手段来获得更高质量的信息？他们的信息搜寻、识别和利用的模式具有什么样的实践性特点？哪些具体方法和手段是基础性的、嵌入在他们早已形成的浓密社会网络之中的，哪些是新兴的、正在他们之间逐步采纳并扩散开来？ 2. 在当前的中国乡村社会，哪些生产性的和社会性的活动涉及到了 ICT 设备和设施的使用？一个典型的乡村个体、一个典型的乡村家户，或者一个典型的乡村定居点（规模可大可小），在一个典型的 24 小时里，关于他们的消费和生产民族志观察可以产生出什么样的行动 —活动的谱系，能够关联到哪些 ICT 设备 / 设施 / 应用，由此满足哪些功能性需要？ 3. 在实际发生的日常生产、生活和交往需求的满足之外，一些额外的社会安排是否会突生出来，最终导向智慧治理需求的产生？与此同时，引入 ICT 设备 / 设施 / 应用也将消耗三种稀缺资源———资金、电力和配套基础设施。在特定乡村地区，启动智慧治理所需的基础条件分别指向何种财务安排框架，并与何种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变迁愿景框架相对应？ 4. 在中国乡村，智慧治理的概念究竟是内生性的、结合了本地社会行动者的分散行动集合而成的集体行动，还是说，乡村智慧治理本身是政体疆域治理的一个新阶段，仍然体现了以控制、国家事务把控和行为诱导 / 改变等宏观动机为核心的一体化努力？五、结语至此，本文阐发了有关乡村智慧治理的一些基本思考，这些思考是尝试性的，很多也并不成熟，有待经验检验，并且在经验观察中进一步厘清、修正和深化。综合前面几个部分的论述，围绕乡村智慧治理体系建设的整体均衡性，在如下四个基本的理论和政策层面值得做进一步讨论。首先是自发—受控的层面，即乡村世界的基层自发性，如何与建立在先进技术 34 ·专题研究· 乡村智慧治理：一个研究框架系统之上的智慧治理平台相互接纳、和谐共处的问题，后者看起来更具 “总体性 ” 气质，且更加强调系统的稳定运行和风险管控。其次是文化协调—冲突的层面，也即村民们及其（建立在血缘、地缘或信仰基础之上的）社会连带形态所具的地方文化理性，如何与一个外部引入的技术治理体系（及其隐含的技术理性 / 工具理性）之间相互适应的问题。这一问题，加上我们前面讨论过的技术等级制中成本和收益分配的不均衡性，将会对乡村智慧治理体系的建构和运行产生重要影响。再次是空间一体化—碎片化的层面，这直接指向了当代技术工程建设的一个长期缺陷，也对当代乡村智慧治理体系的建设提出了清晰的要求，即系统建设必须最终将其发展成为一个 “中心化的总体架构（ a centralized framework） ”、拥有可以生产出并行的人类决策辅助系统潜力的中远期目标。否则，每一个低层级建设主体都将继续生产出一个个的信息孤岛，互不连通。最理想状态下，至少需要省级，甚至中央级的建设主体来加以统筹，正如我们在全国社会信用评价体系的建设中所看到的一样。当然，在现有条件下，也不应排斥更多地方性的实验性建设，但最终一体化和中心化仍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议题。最后，在财务责任分担—共享的层面上，考虑到空间一体化的要求，乡村智慧治理体系的建设必将带来巨大的财务负担，究竟是更多地采用市场方式，还是采用再分配方式来解决这一财务负担，或者推出一个更加多元化的混合模式，这需要更多的经验尝试才能回答。参考文献：蔡欣辰，2022，《 “3Ｒ” 原则下循环农业企业发展模式探究》，《商场现代化》第 1 期。陈斯亮，2019，《快手短视频中的乡村景象呈现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杜庆波、陈晨，2020，《成都市以河长制信息化建设提升现代化治水能力的实践与思考》，《中国水利》第 20 期。端木燕萍、章荣君，2023，《情感嵌入：智慧治理背景下返乡青年嵌入乡村治理的新路径》，《领导科学》第 3 期。段思午、曾辰、罗湛贤，2020，《从个体赋权到组织赋能：数字媒介助力乡村振兴角色初探》，《南方传媒研究》第 6 期。冯献、李瑾、崔凯，2020，《乡村治理数字化：现状、需求与对策研究》，《电子政务》第 6 期。何立军，2022，《结构—过程—功能：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研究———基于浙江 G 镇实践的分析》，吉林大学博 35 社会发展研究 2023. 2 士学位论文。贺潇，2021，《数字赋能乡村治理———对四川省邛崃市全域 “为村” 模式的调研与思考》，《农村经营管理》第 1 期。何阳、汤志伟，2021，《迈向技术型自治：数字乡村中村民自治的 “三化” 变革》，《宁夏社会科学》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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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county governments are “operating counties ” without supervision after the expansion of power，resulting in a myriad of problems： farmers move to cities to buy houses but have difficulties in employment and housing，and excessive investment in infrastructure leads to debt and puts county development at risk. County town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ounties are an extension of rural areas and have weaknesses in productive and developmental aspects.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y town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should be accurately positioned to play its primary function of providing basic public services and market-oriented services. Smart Ｒural Governance： A Ｒesearch Framework ……………………… Liu Neng 23 Abstract： Smart rural governance i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rural-urban equalization. After a brief review of the social process by which contemporary Chinese rural society has accessed， adapted to， and accommodated Internet technologies and their associated application systems，this paper delineates a critical academic task for current social sciences， which is to disclose the central role of the aforementioned social process in enhancing rural modernity in multiple dimensions of social governance， including rural livelihood system building，public sphere construction，social service provision，and social integration. This paper gives a holistic research framework on smart rural governance through conceptual definition，typological construction，and elaboration of empirical research questions. 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