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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设SOCIAL CONSTRUCTION 第 8 卷 第 1 期 2021 年 1 月 Vol.8 No.1 JAN. 2021 □□论文 村庄防疫共同体的形成与基层治理策略 熊跃根 吴富兰 摘要：以农村基层防疫为背景，从个案村庄防疫过程的“社会事实”出发，运用“过程 - 事件分析”对赣南沅边 村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进行考察，着重探索了村庄防疫共同体是如何形成的。研究发现，在具有较强集体信任基础的农 村地区，村委会和精英村民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策略进行动员，最终形成了以村委会为核心，精英村民为 骨干，村民广泛参与的多层级村庄防疫共同体，有效阻断了疫情的蔓延。村庄防疫共同体的形成建立在全体村民利益基 础之上，乡村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是共同体形成的组织保障，村民的共同情感和村庄认同是维系共同体的纽带。村庄防 疫共同体以情感纽带为内核，是在特定的疫情威胁中村民为共同抵御风险而形成的复合型功能共同体。 关键词：农村防疫；新冠肺炎；社会动员；共同体；基层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2020 年 1 月，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大规模爆发并蔓延至全国。由于此次肺炎疫情爆发期恰逢中国传统 新年春节，农民工返乡加上农村相对比较脆弱的公共卫生体系，大量人口流动使农村地区处于巨大的疫情 风险之中。1 月 25 日，中共中央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做出决策部署，其中特别强调了基层农村防疫的 重要性。 作为城市社会治理与政策实施的基层单位，社区担负着重要的责任。政策实施是所有政策过程的核心 内容 , 也是政策成功与否的关键。中央对农村地区的防疫工作部署仍然需要通过基层干部进行落实。随着中 央决议和中央精神层层下达，农村地区在上级政府的指导下陆续采取因地制宜的防控措施。但是在实践中， 由于信息传输、物资储备和行动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农村基层在不同村庄之间疫情防护措施的力度与效果 也存在较明显的差异。农村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考验着基层组织的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也反映了 当地基层治理在日常的组织架构、运行情况以及村庄内部的凝聚力。因此，不仅要关注农村抗击疫情的效果， 更重要的是关注防控措施在基层如何落实、基层干部如何组织动员群众。农村防疫过程中村庄内部如何被 动员起来共同抗击疫情是本研究问题意识的出发点。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变革背景下中国社会政策的基本方向与主要议题研究”（19BSH156）。 作者简介：熊跃根，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政策、社会工作；吴富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政策、社会工作。（北京， 100871） 50 村庄防疫共同体的形成与基层治理策略 本文拟从江西赣南某村的个案研究出发，从村落共同体的角度探讨如下两方面问题：第一，在实践中， 医疗资源薄弱的农村地区是如何进行疫情防控的？第二，村庄防疫共同体是如何形成的？在面对公共事件 时，这一共同体得以形成的社会基础是什么？村落就像乡土中国的活化石，不仅蕴含着历史文化的积淀， a 还隐藏着解读中国深层社会结构的脉络。 本研究希望通过回答上述问题，来进一步理解在风险背景下中国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与社会团结二者的内在联系。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思路 （一）文献回顾 共同体是个宽泛的概念。村落、乡镇或地区、国家，甚至是更大的地域，都可以分别看作是共同体。 b 滕尼斯认为，共同体建立在人的本质意志之上，“是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是“一种原始的或者 c 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统一体” 。自滕尼斯开始，学界从不同角度和跨度对共同体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共同体大致可以分为地域型共同体、情感型共同体和功能型共同体。 桑德斯、麦其威、帕克等人对共同体的定义都强调地域空间，他们认为群体成员在某一地域范围内的 频繁互动构成了共同体的地理边界，帕克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帕克认为社区 / 共同体的本质特征包含以下三 点：按地域组织起来的人口群体；这些人口或多或少扎根于它所占用的土地；人群中的各个分子都生活于 相互依存的关系之中。帕克的定义强调了共同体的地域性、地方性以及成员对地域的依赖性，如村庄、邻里、 城市、社区等。费孝通和吴文藻等人将帕克“community”这一概念翻译为“社区”，也偏向于以地域因素为 d 核心解释，和滕尼斯对共同体的界定已有差别。 日本学者戒能通孝在和平野义太郎关于中国村落存在与否 的论战中，从地理边界的角度全面否定了中国农村中的共同体关系。他认为，村落共同体应该有明确的地 e 理边界，但是中国村落没有边界，村民与村落的结合关系极为松散。 G. 希勒里（Hillery）对 94 种具有代表 性共同体的定义进行整理后发现，其中 69 个定义包含了地域因素。 f 另一些学者则基本遵循了滕尼斯关于共同体具有强烈情感精神的观点，从更为内在的情感联系和认同 g “在 归属感去定义共同体。 鲍曼认为“共同体是一个‘温馨’的地方，它就像是一个家，可以遮风避雨”； h 共同体中，我们能够互相依靠对方。如果我们跌倒了，其他人会帮助我们重新站起来”。 鲍曼对共同体的 定义蕴含了信任、温暖、安全等丰富的情感要素，肯定了共同体能够发挥对个人的支持和保护作用，继而 满足社会成员的“类本质”和归属感需求。在《社会学之思》一书中，鲍曼和梅提出，共同体就是统合在 《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 ， 《中国社会科学》 ，2002（1） 。 a 李培林： b MacIver, Robert Morrison. Community, a Sociological Study; Being an Attempt to Set out the Nature and Fundamental Laws of Social Life. Macmillan, 1924. 《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 58-76 页。 c 滕尼斯： 《村落劳作模式：生产民俗研究的新视域》 ， 《学海》 ，2014（4） 。 d 蔡磊： 《关于中国村落共同体的论战 ——以“戒能— 平野论战”为核心》 ， 《社会学研究》 ，2005（6） 。 e 李国庆： f Hillery, George A. Definitions of Community: Areas of Agreement. Rural Sociology, 1955, 20(2): 111-123. g Redfield, Robert. The Little Community and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p.4. 《共同体：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 ，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第 2-3 页。 h 齐格蒙特·鲍曼： 51 社会建设   2021 年 第 1 期 一起的个体，通过彼此建立的纽带形成共识，并应对可能的冲突。相较于地域型共同体，情感型共同体更 a 加强调成员之间具有共享的集体情感和价值。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联系与社会交往大大突破了传统的血缘 和地域的限制，亲缘、传统与习惯等本质意志的内容已不再是共同体生成的决定性因素，滕尼斯意义上原 初的情感型共同体概念日渐式微，超出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等原始意义的当代共同体概念在实践发展 中逐渐兴起并进入人们的视野，即功能型共同体。功能型共同体主要强调它的功能性而非结构性，它是指 个体在理性计算的基础上，以自发的形式所形成的类似利益联盟式的行动体，互惠共存是这一行动体中利 b 益不同的双方（或多方）结合在一起的动力所在。 可见，功能型共同体是一种内生于成员需求和利益的 社会关系类型，最大程度地获益是个体得以团结的主要因素。这种类型的共同体主要有韦伯的经济共同体、 知识共同体、生产共同体、基层市场共同体等。 当然，对共同体类型的划分只是一种“理想类型”，实际上存在多种混合型共同体，地域、情感关系、 权力组织、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等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因此，本文进一步提出“复合型功能共同体”概念， 主要用于阐释在某一地域范围内，具有一定社会互动关系和归属感、认同感等共同情感因素的成员因面临 同一利益关联的现实情境而暂时形成的共同体。 （二）本文的理论分析思路 本研究将社会共同体理论与情境定义理论相结合，采用“过程 - 事件分析”进行考察和分析。情境定义 理论用于解释村庄的结构和现实要素对行动者价值观念及行为模式的影响，共同体理论进一步阐释村民面 对社会动员议题的认同与行动过程。结合沅边村实际，提出理论分析框架（如图 1）。 ࠿ೝᆕ ற፞࠿෍ ᔈ࿟ऎሆ ᔈሆऎ࿟ ಽፄਈೊ ༽ঢᑳ੝ ࠿ᓣऴጽৢᄴᄏ 图1 理论分析框架 疫情爆发、村庄整体面临健康风险是一种非常态“情境挑战”。因此，阻断疫情传播、保障村民的生命 安全是全体村民的共同利益，利益的高度一致和整合构成了村庄防疫共同体得以生成的前提。同时，村庄 内部仍然保持着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所形成的情感联结。继而，村干部借用权威优势和熟人关系进行自上 而下的动员，并得到了村庄内部自下而上的认同和参与，最终形成了以村委会为核心、精英村民为骨干、 《社会学之思》 ，李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 44-55 页；马克斯·韦伯： 《社会 a 齐格蒙特·鲍曼、蒂姆·梅： 学的基本概念》，胡景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 68 页。 《“共同体”概念的演变，应用与公民社会》 ， 《学术月刊》 ，2010（6） 。 b 李慧凤、蔡旭昶： 52 村庄防疫共同体的形成与基层治理策略 村民广泛参与的多层级村庄防疫共同体。防疫共同体是具有高凝聚力和强认同感的村民基于共同防疫需要 紧急产生的复合型功能共同体。 （三）村庄概况与研究方法 沅边村位于江西省瑜江县西部，下辖 9 个村小组，有农户 520 户、村民 2200 人，其中 60 岁以上老年人 260 余人。村民主要收入来源为外出务工和务农，外出务工人口占全村总人口的 1/5。2020 年 2 月 3 日，沅边村乡 村医生肖因曾接诊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而确诊，沅边村因此展开了长达一个月的封村防疫行动。 2020 年 3 月，随着当地疫情缓和，笔者在亲友的介绍下进入沅边村开展研究。选择沅边村作为调研点 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沅边村是瑜江县首例确诊病例所在村庄，适合作为赣南农村防疫研究的 调研点。第二，笔者从小在该县的农村长大，比较容易获得信任“入场”，也容易理解当地特有的村落文化 和地方性知识。 在具体的资料收集上，笔者采用深度访谈法对沅边村 4 名村干部、3 名乡村医生和 9 名普通村民（含村 小组组长 1 人）进行了重点访谈。此外，在征得被访人同意的前提下，笔者还采用了部分被访人在疫情期间 的朋友圈及抖音动态作为补充资料。 三、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沅边战役”：沅边村的防疫过程 虽然新冠肺炎传染性强，但其开始并未对沅边村造成大范围的功能性损害，广大村民对疫情知识和防 控要领掌握不多，距离疫区较远在某种程度上也给村民营造了一种“我很安全”的假象。因此，在村庄内 部和附近出现感染病例之前，沅边村主要是依靠村委会干部、村小组组长和乡村医生自上而下执行上级防 控命令，防控缺乏主动性和能动性，村民之间的日常交往并未因封闭化管理而完全中断。随着村内一名乡 村医生确诊，疫情在沅边村爆发，疫情危机已超出个体和家庭防范范围，沅边村才开始进入社会动员阶段， 全体村民参与村庄集体防疫，形成多层级村庄防疫共同体，共同防止疫情在村内再次传播和扩散。 （一）疫情爆发：防疫共同体的雏形 疫情在沅边村真正爆发是很多村民始料未及的。沅边村相邻两个村庄也相继各自确诊了 1 例。3 例确诊 病例家庭住址的连线不到 2 公里，生活轨迹复杂，接触的人员较多。防控形势越来越严峻，防控疫情的强 度明显超出了沅边村村委会的能力范围。面对这一现实情境，沅边村村两委和精英村民第一时间响应疫情， 并积极作为，村庄防疫共同体的雏型已出现。 1. 村两委行动： “软硬兼施”的组织动员 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村支部和村委会因其地位的特殊性，在农村动员活动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方面，村两委干部直接与村民打交道，属于熟人关系，易于沟通；另一方面，其具有一定的行政权威。因此， 沅边村干部在防疫治理的压力下，首先动员了村内的老党员来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一位村干部如是说： 我们虽然是以基层党组织的名义动员党员来参加防疫，但是志愿这个事情我们也不能强迫人 家。所以我们其实是以朋友熟人的语气跟我们的老党员打电话。（村干部 4） 也就是说，村两委干部既借助组织既有的行政权威，又利用自身基于地方互动网络的人情关系，双面 向村民实施动员。如此一来，村委会的组织动员既有人情味，又具有不可抗拒的行政权威，事实上是一种“软 53 社会建设   2021 年 第 1 期 a 硬兼施”的动员方式。 2. 精英村民“带头”：内外部的道德激励 b 在流行病防范和应对的所有阶段，社区参与都是必不可少的。 除村两委的组织动员外，由精英村民带 头参与防疫所产生的道德激励的动员作用也不能忽视。在沅边村，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人和新乡贤活跃在村 庄公共事务的舞台上，这些具有代表性的精英村民在几年前都被吸纳进了沅边村慈善公益理事会中，并在 疫情动员中积极响应村委会号召，发挥了重要的道德激励与示范作用。 得知村内发生确诊病例的当晚 11:45，慈善公益理事会会长率先在理事会微信群里发出了动员信息，号 召成员们发扬团结互助、共克时艰的精神，积极参与疫情防控，为沅边村打赢疫情防控战役贡献力量。第 二天清早，不少理事会成员积极响应号召，作为首批志愿者参与到村庄防疫工作中，配合村委会开展封村 守卡、村内巡逻等工作。沅边村村委会高度关注内外部道德激励的动员作用，非常重视对参与防疫工作的 精英村民的宣传。根据疫情期间村民广泛使用新媒体社交工具的特点，村委会在微信、抖音等平台上频繁 更新志愿者的活动照片、视频，将这些志愿者称为“沅边卫士”，并撰写专门的文章宣传报道。这一宣传既 让村民感受到疫情防控众人拾柴、众志成城的浓厚氛围，同时典型志愿者形象的树立也发挥出积极的激励 示范作用。此外，精英村民还通过个人网络鼓励自己的家人、村内好友一起参与防疫。 （二）抗击疫情：防疫共同体形成 面对疫情在村内爆发的严峻挑战，越来越多的村民意识到自己处于危险的环境之中。个体小农在风险面前 的脆弱性以及经营能力的不足使他们不能彻底地独立于其他共同体成员，对共同体成员的依赖也使极端自我中 c d 心主义的行为受到限制。 一方面，基于生存理性的“选择意志” ，面对单个家庭难以抵御全部生存风险的现实 情况，个体小农无法脱离村庄及其成员寻求自我防卫；另一方面，村庄原本就是村民“社会性自我保护”的组织， 具有互助与共济、社会照顾、福利分享等功能。因此，村民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后都纷纷有序遵循村庄防疫的 规范和要求，甚至在动员下主动参与到村庄防疫行动之中，多层级的村庄防疫共同体在危急时刻快速形成。 1. 挺身而出的志愿者 e 奥利弗（Oliver）等人 的“关键群体”（critical mass）理论指出，集体行动达成的关键在于有能够积极 倡导并率先投入到集体行动中的“关键少数”。精英村民能够超越小家庭利益，顾及全体村民的利益参与防 f 疫， 这一行动本身就容易给村民带来一种感动，能够将村民们团结起来。 在村委会和精英村民的共同影响下， 沅边村共有 34 位志愿者陆续参与了卡点值班、村内巡查、防疫知识宣传等工作，其中有党员、外出务工返 乡的青年、 大学生和普通村民。除了 34 位固定参与卡点值守的志愿者外，沅边村还先后动员了 40 余名志愿者， 《过程 - 事件分析对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洞察》 ， 《中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国际讨论会， a 孙立平： 1999。 b Gillespie, Amaya M., et al.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 Central to the Ebola Response in West Africa: Lessons for Future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Global Health: Science and Practice, 2016, 4(4): 626-646. 《近代华北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农耕结合习惯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第 303-312 页。 c 张思： 《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 173 页。 d 滕尼斯： e Oliver, Pamela, Gerald Marwell, and Ruy Teixeira. A Theory of the Critical Mass. I. Interdependence, Group Heterogeneity, and the Produc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1(3): 522-556. 《日本视野中的中国农村精英：关系、团结、三农政治》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第 12 页。 f 田原史起： 54 村庄防疫共同体的形成与基层治理策略 在县疾控中心的指导下对全村进行大消杀。 46 岁的党员李某是值班守卡志愿者村民中的一员，谈及报名参加守卡的原因，她如是说： “于情于理， 你说在村里身为一名党员也好，在家里作为小孩的榜样也好，就是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为社会啊或者是为 我们村里做点什么。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人都不出来的话，又有谁会出来了。是吧？我当时也没想太多。”（村 民 1）李某曾在沅边村担任过十年的代课老师，有过多次个体经营和外出务工的经历，用她自己的话来说， “也 算是见过世面的人”。在中国农村的社会脉络里，就业经验被视为回乡之后可能给家乡带来新变化的一种资 a 源。 在疫情中，具备现代性的知识、技能与新的文化视野的农民工亦具有更强的责任感和集体意识，他们 超越个体和家庭利益的防疫行动也感动并影响着其他村民。 2. 捐款捐物的村民 封村守卡之初，卡点的条件非常差，后勤保障不足，防疫物资告急。于是，一些未参与志愿行动的热 心村民自发地开始向村防疫工作队伍和志愿者捐款捐物。村民给值班守卡人员送来牛奶、面包、水果、方 便面等各种食物，有条件的村民还购买了口罩、消毒液和防护服捐赠给全村使用。考虑到村内防疫物资缺 口较大，村民们又踊跃捐款。一时间，村内掀起了一股捐赠的热潮。据统计，全村在疫情期间共有 72 户家 庭参与了捐款捐物，共计捐赠各类物资折合人民币 10000 余元，现金捐款共计 16360 元。村委会利用村民的 捐款购买了一大批消毒液和口罩，对全村公共场所进行了全面消毒，并给每家每户派发消毒用品。不少村 民都表示自己在这一次疫情中看到了村庄的团结心和凝聚力，村民在访谈中评价说： “大家都是在尽心尽力 地参与这个阻击战，体现出那种齐心协力、共同作战的精神。”（村民 2） 与此同时，邻里之间也自发形成了互助性网络，尤其表现在生活物资供给层面。严格施行封村设卡后，村 民的日常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 “有些家庭常年在外面打工，突然之间回家过年，家里肯定没有种菜。有些村 民刚好家里面有一些菜，自己家又吃不了那么多，然后就在我们村务公开群里面互通有无，哪个人家里有菜他 去菜地里拍个照，告诉大家这个菜是我们家的，谁要的话可以去摘” （村民3） 。显然，在疫情期间，村庄内部由 于利益需要而产生了组织化的动力，在传统乡村社会网络基础上，村民之间的情感因素被激活，村庄凝聚力极强。 ໋ᄰ࠿෍ (๼੝Ă‫ݬ‬Ꭷ) ற፞࠿෍ (ॺᓐĂ቏ࢯ) ࠿ছ‫ݝ‬ (ᄻ߫Ăᒎિ) 图 2 沅边村多层级村庄防疫共同体 随着越来越多村民的加入，村干部、精英村民和普通村民通力合作形成了多层级的村庄防疫共同体（如 《日本视野中的中国农村精英：关系、团结、三农政治》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第 32-33 页。 a 田原史起： 55 社会建设   2021 年 第 1 期 图 2 所示） ，村庄内建立了完整的自觉合作机制：普通村民全力配合村委会的防疫措施，积极报名参与防疫， 捐款捐物；精英村民统筹安排志愿者的工作和后勤保障，并参与村级防控工作会议讨论；村干部积极凝聚 村民的力量，结合村实际情况对一些防控措施进行调整，努力将疫情带来的危害最小化。“沅边加油！沅边 必胜！”是防疫期间村民常常用来互相鼓励和助力的一句话。可见，在疫情防控的过程中，村民高度团结一 致，村庄主体意识进一步强化，具有明显的“村自为战”特点。 四、村庄防疫共同体形成的社会基础 学者们普遍认为在灾害发生后，受灾者之间会立刻形成一个相互扶助的共同体，这被称为“灾害乌托邦” 或“灾害共同体”。面对村庄内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沅边村“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尽责”，形成了 一个共同保护村民生命安全的防疫共同体。那么，在这样非常态的紧急情境中，这一村庄防疫共同体又是 如何实现的呢？突发事件的应对通常揭示了一个群体日常行为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笔者认为，沅边 村村庄防疫共同体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在共同利益关联的基础上，由组织保障、情感整合等因素共同作 用的结果。 （一）利益关联：村庄防疫共同体形成的前提 a 在现有的研究中，大部分共同体都被视为利益共同体，成员利益是共同体的主要联结机制。 一般的疾 病仅仅能造成个人身体的病痛，但是传染病的蔓延所侵犯的不只是个人的身体，还是以共同生存地域为范 围的聚落团体。疫情危机是涉及全村村民生命健康的紧急公共事件，关乎每一位村民、每一个家庭的利益。 b 因此，这一个体安全因共同灾难相关联的时刻，也是唤起强烈“社会身体”（social body）想象的时刻 ，即 村民把整个区域的人们当作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来看待。 c 疫情刚刚在我们村发生那几天，特别是所有的救护车集中在我们这几个村庄，每天拉几十个人 去隔离，那个时候大家真的有点恐慌。像这种东西（新冠肺炎）是上到七八十岁的老人，下到小孩， 不是开玩笑的……说句不好听的话，真正把这个病毒传染进来了，我们谁也逃不了啊！（村民 4） 随着乡村医生肖医生确诊信息的传播，全村陷入人人自危的状态，这也迫使大家提高防控意识，村民 的心态和行为在短时间内快速改变。在这种性命攸关的时刻，村民从保障自身和家庭生命安全出发，自行 居家隔离，阻断人员来往，利益整合呈现高度的一致性。因此，以个体生命安全利益为前提的共同体目标 是村庄防疫共同体得以形成的前提。村民开始强调自律和他律，一旦有村民破坏这一共同目标，将会遭到 其他村民的举报和苛责： “谁谁谁不自觉，村民看到了以后就马上会打电话来。因为我们封村是在路口，但 是封村以后，他们在里面的人还会走动，这样村民就会举报。”（村干部 1）也就是说，在人人自危的防疫过 程中，作为“安全”的凝聚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村民相互认同和配合村委会的防疫工作，并形成了相互 监督的局面。 《分化与整合：一项以浙江为个案的实证研究》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 294 页。 a 杨建华： b Douglas, Mary. Natural Symbols: Explorations in Cosmology. Routledge, 2004, p.93. c O’ Neill, John. Five Bodies: The Human Shape of Modern Socie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p.39-59. 56 村庄防疫共同体的形成与基层治理策略 （二）组织保障：村庄防疫共同体形成的推动力 a 组织是连接个体与社会的纽带，因此也被视为社会整合三大基本力量之一。 急性传染病的爆发令人措 手不及，所以该村庄能在疫情发生后迅速动员村民成立以防疫为目标的村庄团体，必然是在疫情发生之前 就已具备了不错的组织能力和行动能力。在沅边村疫情风险的防控中，村两委和慈善公益理事会作为重要 的组织保障，大大推动了村庄防疫共同体的形成。 1．村两委：自上而下 b 村两委是最基层的政治组织，在农村社会中担负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村两委组织是此次疫情防控的“神 经末梢”和“毛细血管”。在近些年精准扶贫工作的锤炼下，沅边村干部基本都适应了高饱和、高密度的治 理任务和工作要求。在疫情防控的危急时刻，村书记作为村级疫情防控的主要组织者迅速部署了各项工作 任务，村干部成为村庄的基本防控力量冲在最前线，实行轮班 24 小时执勤。同时，村干部发挥主观能动性， 因地制宜采取了诸多有效的措施。村干部的行动给予了村民极大的安全感和心理安慰。 白天他们（村干部）应该是没有空的，晚上他们可能陪我们一起守卡到十一二点才回去，第 二天早上基本上六七点钟就起床了。这次疫情村两委是最辛苦最累的人员。（村民 5） 我就是讲村干部他们这次的行动很好。也不是讲他们嘴巴上一套或者是心里一套，他们不会 这样子嘛！因为他们也是 24 小时在线，随时半夜打电话他们也要立马过来 …… 他们用了心在实际 行动，不是说口头上在行动。 （村民 6） 在村庄危急时刻，村民都会放大村干部的所作所为。村干部尽职尽责、工作态度务实，将受到村民的 肯定和赞许。村民真实看到村干部处理事情的能力和效率，对村干部的信任感也有所增加，继而能够配合 与支持村委会的工作，村干部也因此能调动各项人力和物力资源。此外，村干部都是土生土长的沅边村人， 也是慈善公益理事会的骨干成员。村干部和村民之间联系密切，对村民和村庄的情况也十分熟悉。平日里 村干部积极参与理事会的公益活动，如全村大扫除、重阳节敬老等针对弱势群体的帮扶活动。在村民眼中， 村干部是真的在为村民干实事、干好事，村民自然会信任并支持村干部。 总的来说，由于政治组织功能的特殊性，村干部工作务实、模范带头对防疫期间村庄团结起到了巨大 的作用，它能在村民心中建立“主心骨”，安定人心，也能充分把村民动员起来，积极参与村庄防疫。正是 这样一个备受村民信任、有权威且能够分配职责的组织，才有可能在非常时期将分散的村民个体团结起来， 建立一定的秩序，协调所有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共同抗击疫情。 2. 慈善公益理事会：自下而上 农村社会组织根植于农村社会现实，又独立于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之外，能使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得 c 到表达 ，在乡村治理以及村落共同体塑造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防疫危机中，慈善公益理事会对推动村 庄团结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慈善公益理事会是精英村民自发成立于 2013 年的社区组织，专注于在村庄内开展慈善救助、教育和乡 《论新时期社会整合三大力量的调配》 ， 《江汉论坛》 ，2001（2） 。 a 陈怀远： 《分化与整合：一项以浙江为个案的实证研究》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 193 页。 b 杨建华： 《论农村社会中介组织对乡村治理结构改革的影响及其体制创新》 ，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11（4） 。 c 杨嵘均： 57 社会建设   2021 年 第 1 期 村精神文明建设等活动。经过多年的发展，慈善公益理事会目前已有 60 余位核心成员，在村内具有广泛的 影响力和号召力。除理事会成员外，很多村民也会为活动捐款捐物或作为志愿者直接参与活动的执行。作 为沅边村在疫情前就已存在的社区组织，慈善公益理事会是日常联系村民、组织村集体公共活动的主要团体， 除了有助于培养村庄互信友爱外，其自身也存在一套制度化的民间组织动员体系。因此，在疫情爆发的紧 急时刻， 理事会成为了志愿者参与防疫的重要推动力量。会长和当地村民及其他领域具有广泛亲密的关系网， 能够在疫情发生后迅速安排、调动志愿者等应急工作，在疫情中自然被推举为沅边村防疫志愿队伍的队长， 和村委会一起统筹安排志愿者工作和后勤保障。此外，志愿者队伍中还有很多村民也都是理事会的成员， 村民平日里共同参与理事会组织的活动也增强了村庄的参与意识和向心力，协助村庄塑造了共同的价值观、 规范和信任。自然，一遇到村庄公共事件，村民都会依赖这一组织，并且积极遵守相应的要求，而且基于 共同的认知，村民也乐于遵守。可见，乡村社会组织有其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能性，这些组织在平时扮演 着培养村庄团结和信任的重要角色。在风险来临时，容易广泛动员村民形成一个以社会组织为核心的群体， 强化村庄整体抵御风险的能力。 （三）情感整合：村庄防疫共同体维系的纽带 不可否认，所有成员都有对共同体的利益诉求，但利益只是共同体的一种结果，绝非维系共同体的纽带。 只有成员体验到一种归属感、对他人的信赖和安全感，共同体才会出现。事实上，沅边村原本就是团结感 非常强的村庄，在疫情发生前就已经有相当程度的社会联结基础。疫情危机进一步激活了村民对村庄的内 在情感，村民的共同情感和村庄认同构成了维系防疫共同体的纽带。 沅边村是一个杂姓村，以萧姓和徐姓为主要姓氏。不同的姓氏之间互相通婚，村民之间或多或少都存 在姻亲关系，因此，在农忙、建房子、婚丧喜庆等活动中，村民之间互相帮忙是村中无需明说的传统，村 民代代相传。同时，村子里至今保留着客家风俗和传统节庆活动，如元宵节龙灯游行、端午赛龙舟、地方 神明庙会等。慈善公益理事会成立后又新增了春节联欢会、重阳节敬老等隆重的村庄活动，村庄内部已经 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传统，而这些正是沅边村村民认同感和地方感的根本来源。每逢村庄内举办重大活动， 从儿童到成人，村民全体都积极参加，涉及到村庄整体公共设施建设议题时，亦“有钱出钱，没钱出力”。 例如，当年村小校舍修缮近 10 万元的资金就全部来源于村民的集体捐款，不少村民还作为劳动力直接参与 了校舍修缮。在某种程度上，为修缮校舍捐款出力是一种基于村民内生需求的组织化互助行为，类似的案 例在沅边村还有很多。这显示出沅边村村民在疫情之前就相当团结并具有良好的邻里感情基础，村民对于 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决策以及对村庄公共建设的推动，不仅具有成熟的经验、参与热情，而且有稳固的集 体信任基础。同时，稳定开展的公共关系活动促进了村民内部的团结合作，增进了社区福利，村民也在活 动中感受到强烈的集体归属感和难以割舍的文化认同。访谈中，村民也都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村民团结 友爱，互相之间少有矛盾和冲突，民风淳朴。因此，沅边村本就是社区团结感非常强的村庄，村民对村庄 保有相当程度的情感认同和归属感： 其他人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个人觉得只要是沅边村的事情就好像是自己的事情一样。尤其是 我们长大以后出社会了，对于这个熟悉又陌生、陌生又熟悉的沅边村是非常牵挂的。我要在广东 要是看见某某人是沅边村人，就像是亲戚一样，他如果需要什么样帮助我一定会倾尽全力满足他。 （村民 7） 58 村庄防疫共同体的形成与基层治理策略 反正来讲，在外面打工，迟早都要回家，要在家里归老。我的房子也是盖在村里，我在其他 地方也没有房子，所以归根到底都还是老家好嘛！（村民 8） 村民的话语体现出了他们对村庄的热爱和安土重迁的情结，社会学称之为“乡土认同”和“乡土情结”。 沅边村村民“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尽管在现代化浪潮的推动下，不少村民进城务工，但是他们对 村庄的情感认同从未改变。一方面，每逢春节、清明、亲戚红白喜事乃至村庄建设之时，村民可能都会返 回到村中，或者为村庄活动提供捐助；另一方面，网络打破了地域限制，村民在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微信、 抖音等社交媒体联络同乡、了解家乡动态。疫情的严峻性和紧迫性激活了潜藏于村民心中的村庄认同感和 a 归属感，正如 Wegner 等人 的研究所示，在自然灾害之类的共同性危机中，社会成员因为感受到社会体系 所受的外力威胁，并且认识到问题需要即刻解决，会产生同仇敌忾的情愫，并具体表现在社会区隔的消除、 利他性规范的显现以及公民角色的扩张与社区认同增强等外显特征之上。 综上分析，村庄防疫共同体并非由村民基于理性计算自发而成。在这一共同体的形成中，村庄内部强 有力的组织发挥了凝聚村民集体意识的作用，村庄稳定的信任结构和情感凝聚力使得共同体进一步升级与 强化。因此，笔者将其称为“复合型功能共同体”。具体而言，面临疫情扩大的健康威胁，抗击疫情成为沅 边村的首要矛盾，需要庞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干部有限，民力无穷”，村民是抗击疫情的重要 资源，但若没有整合就不知如何来运作和发挥作用。因此，村两委扮演重要推手的角色，第一时间组织动 员村庄整合内部资源，同时慈善公益理事会也展现出组织化、信任度的优势，在防疫号召、志愿者组织、 互助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利益关联的诱发下，村两委、慈善公益理事会的双边动员获得了村民 由下而上的认同与响应，村庄的情感因素被激活，村庄的凝聚力与团结力空前增强，村民的积极性与能动 性被最大程度调动，尤其是普通村民被组织动员起来，构筑了严密的村庄防疫网络。 （四）后疫情时期的沅边村：共同体的延续性 随着疫情逐渐缓解，沅边村也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村民们大都投入正常的生产生活。村民们都表示， 抗击疫情时大家都非常团结，村庄的道德意识、凝聚力和责任感都有所增加，但是这种团结感在疫情逐渐 退去后能否继续延续？失去了共同的利益基础，村民是否还能够被有效动员起来？ 2020 年 4 月下旬，笔者在沅边村卫生室见到了已痊愈出院一个余月的肖医生。出院后，肖医生做了两 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身体也基本恢复了正常。但是笔者在他的卫生室观察了三天，发现并没有村民前 来就诊。肖医生向笔者谈到： 我现在身体已经恢复正常了，但是复诊的话可能还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以前的样子。最大的 困难就是有一些村民对我的情况还不太了解，他们怕我还具有传染性。（乡村医生 1） 后疫情时期，尽管肖医生已历经近两个月的隔离且多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但村民对于感染者的恐惧 感仍然存在，担心被他们感染并损害自身的健康。因此，理性的村民出于个人安全考虑会与痊愈者保持一 定距离，并选择在其他的村医务室就诊。也就是说，虽然村民在疫情中表现出了强大的凝聚力，但随着疫 情缓解、村庄面对的共同风险降低，在村庄没有持续性的利他或集体活动下，村民又将逐渐走向分散的个体， a Wenger, D. E., & James, T. F. The Convergence of Volunteers in a Consensus Crisis: The Case of the 1985 Mexico City Earthquake. Hazard Reduction Recovery Center,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Texas A & M University, 1990, p.231-232. 59 社会建设   2021 年 第 1 期 个人和家庭利益成为村民首要考虑的因素。这也说明，防疫共同体不同于常态化情境下的生活共同体。生 活共同体的发展源于村庄中保留的人际网络、宗族和血缘团体社会规范等非正式制度，具有稳定性的特点； 而防疫共同体则是村民在共同面对健康风险的非常态“情境挑战”中暂时形成的复合型功能共同体。紧密 的共同利益是复合型功能共同体形成的前提，但疫情危机下的村庄团结绝不是短暂的激情，而是根植于村 庄长期成熟稳定的公共参与和集体信任。因此，随着共同利益目标的消失，相互扶助的复合型功能共同体 虽不会长期维持下去，但疫情期间村民保卫村庄的共同努力将进一步深化村庄已然建立的情感结构与社区 社会组织。 防疫结束后，沅边村慈善公益理事会的规模有了扩大的趋势，一些村民希望以后也可以参与到村庄 服务中，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其成员来源主要有两类，一是在疫情中受到特别帮助的村民，他们在疫 情前对村庄事务尤其是慈善公益活动漠不关心，但是在疫情中却获得了无私的帮助，备受感动，因此希 望回报村庄；二是参与防疫的志愿者，他们因为外出务工等原因先前无暇参与村里的事情，也对理事会 不了解，但在防疫中他们受到亲人或邻居的感染，一起参与防疫志愿，并对理事会产生了认同感，从而 萌生加入其中持续为村庄服务的念头。显然，慈善公益理事会成为了村民在后疫情时期持续参与村庄公 共建设的组织，疫情所激发出的服务热情通过受信任的渠道得以延续。事实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疫情对社区凝聚力的增强产生了积极的正面效果。也就是说，疫情中村民互动和情感支持增加，并在 行动中增进了村民之间和村民对社区组织的了解、信任，互帮互助、共患难的经历和集体记忆也促使一 部分村民萌生了利他主义精神。疫情催生的团结感借助这一村庄自组织也许能延续下去，推动村庄迈向 生活共同体状态。 五、结论与讨论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村民的日常生活，也让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机会发掘潜藏在日 a 常生活中的社会信任与凝聚力。 研究发现，在医疗资源薄弱的农村地区，村干部、乡村医生和村民是疫情 防控的主要力量。面对疫情危机，具有较强集体信任基础的村庄形成了以村委会为核心、精英村民为骨干、 村民广泛参与的村庄防疫共同体，有效阻断了疫情在村庄的蔓延。村庄防疫共同体建立在保障全体村民生 命安全的利益之上，村民在日常互动中积淀的共同情感和村庄认同是共同体得以形成的基石和进一步维系 的纽带，村两委和农村社会组织则在其中扮演了动员者和组织者的重要角色。因此，村庄防疫共同体是在 特定的疫情威胁中，村民内在情感因素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动员中被激活而形成的复合型功能共 同体，其功能就是共同抵御疫情风险。在紧急防疫行动结束后，以情感纽带为内核的复合型功能共同体， 借由乡村社会组织化、制度化的有效引导将可能持续发挥作用，进而促进村庄团结振兴。 村落共同体的形成机制是复杂且多方面的，甚至村落共同体是否存在也仍有许多争论。鲍曼对共同体 的预言可能是悲观的，但不可否认的是，现代化进程对乡村社会原有的日常生活意义与秩序造成了破坏， a Turner, Ralph H. Types of Solidarity in the Reconstituting of Groups. Pacific Sociological Review, 1967, 10(2): 60-68; Dombrowsky, Wold. R. Solidarity during Snow-disast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ss Emergencies and Disaster: Special Issue: Family and Disaster, 1983, 1(1): 189-205. 60 村庄防疫共同体的形成与基层治理策略 逐渐使农民从生活在具有情感的共同记忆中转变到以利益和目的为互动基础的生活形态中。然而，在此次 全国防疫的危机面前，有效治理的基层乡村社会展示出空前的基于团结的公共性，这表明乡村社会仍然潜 藏着珍贵的社会信任和社会团结，尤其是在农村社区组织网络中较为固定。在风险来临时，深耕于村庄内 部发展的组织能够及时有效发挥组织和动员作用，让平时累积的社会资本产生助长信任和合作的效能，从 而强化村庄整体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社区社会组织的存在使得村民在后疫情时期也能持续参与村庄建 设和发展，发挥凝聚村民的重要力量。但是，不同的乡村社会在文化规范、团结互信和社会治理等方面存 在差异，这也提醒着我们应该更谨慎地处理这些地方的差异性。 因此， 值得追问的是， 自发产生的“灾害共同体”和共同危机所带来的集体共振情感在乡村能持续到何时， 持续发展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有的地方能持续，而有的不能？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在特殊情境中所形成 的“事件团结”能否被用于农村社区日常管理之中或作为长效机制固定下来？这些是未来仍需进一步探究 的问题。 Formation of the Community-based Pandemic Prevention and Grassroots Governance Strategies in a Local Village Xiong Yue-gen Wu Fu-lan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 qualitative study of rural community-based pandemic prevention in Yuanbian Village of Southern Jiangxi Province. The researchers explore to answer the central question of “how the village epidemic prevention community was formed” by employing a “process-event analysis” approach to interpret the process of combating COVID-19 in Yuanbian Village. The authors found that in rural areas with a strong foundation of collective trust, village committees and elite villagers mobilized villagers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top-down and bottom-up strategies, and finally formed a village epidemic prevention community with village committees as the core, elite villagers as the backbone, and villagers participating widely, which effectively blocked the spread of the epidemic. The formation of the village epidemic prevention community is based on the interests of all villagers in a certain context. Rural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are the organizational guarantees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community. The common sentiment and village identity of the villagers are the bonds that maintain the community. More exactly, the village pandemic prevention community takes the emotional bond as the core, which is a composite functional community formed by the villagers to jointly resist risks in a specific epidemic threat. Key Words: Rural Pandemic Prevention; COVID-19; Social Mobilization; Community; Grassroots Governance （责任编辑：祝玉红） 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