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369期.pd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第 369 期 2023 年 2 月 15 日 ※※※※※※※※※※※※※※※※※※※※※※※※※※※※※※※※※※※※※※※※※※※※※※※※※※※※※※※※※※※※※ 目 录 【论 文】 政治共同体与语言文化共同体 潘 维 清末“国语”的概念转换与国家通用语的最初构建 黄兴涛、黄 娟 【 《国外族群研究动态》公众号】第四期 Nationalist Passions《民族主义激情》 【 《国外族群研究动态》公众号】第五期 Intersectionality as Critical Social Theory ☆☆☆☆☆☆☆☆☆☆☆☆☆☆☆☆☆☆☆☆☆☆☆☆☆☆☆☆☆☆☆☆☆☆☆☆☆☆☆☆☆☆☆☆☆☆☆☆☆☆☆☆☆☆☆☆☆☆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Sociology Socie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论 文】 政治共同体与语言文化共同体1 潘 维 2 一、什么是“民族”？ “Nation”是英文中极重要的政治概念，中译是“民族”。中文原无“民族”，但有“族”， 指语言文化共同体。不同“族”文化不同。 何以“nation”的中译加“民”字而成“民族”？“民族”与“族”一样是语言文化共同体？ “族”与“民族”，政治共同体还是文化共同体，已经困扰中国学界一个世纪有余。 新中国以前，学界没有对西文“nation”的统一翻译。 “国族”与“民族”并列流行。“国族” 包含不同的“族”，指的是政治共同体。始于民国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梁启超发 明“中华民族”以统称中国各“族”，指的也是政治共同体。 新中国以来，官方统一以“民族”翻译“nation”。由此，中国“少数民族”从属“中华民族”， 英译“minority nationalities”。 而今，官方中文依然沿用“少数民族”，但彻底改变了英译，依国际惯例改为“minority ethnicities” ，意思是“少数族裔”。 “Ethnicity”的含义是“种族文化”，与“nation”无关。 “Nation”是“国族”，国际通用，指“政治共同体”。 “Ethnic group”是“族裔”，国际通用，指“语言文化共同体”。 中英文字翻译的百年流变是怎么回事？“中华民族”与“中国少数民族”里的“民族”是什 么关系？ 1、英文“nation”的自身含义在变化 “Nation”原指政治共同体，没有语言文化共同体含义。后来才加入语言文化共同体含义， 而今又专指政治共同体。 在 1648 年，当“nation”成为重要政治概念，内涵是政治共同体而非语言文化共同体。 “近代”以前，统一的“天主教会”统领欧洲精神文化，“神圣罗马帝国”为日耳曼人带来 名义上的政治统一。但欧洲有众多独立王公的“封建领地” ，即“kingdom”。源于西周的“分封” 制，中文“封建”与“郡县”相对，指的是名义上统一、但行政上各不相属。欧洲封建领地的疆 域边界不固定。欧洲王公们经常互相赠送领地和附属于领地的底层民众，当女儿嫁妆。 1517 年，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开启了“宗教改革”。逐渐形成基督教各派“新 教”与“天主教廷”的抗衡。百年后，1618 年，信新教的王公与信天主教的王公开始混战，打 了三十年仗，史称“宗教战争”，我国史家译为“三十年战争”。1648 年，双方签订《威斯特伐 利亚和约》，规定王公领地的疆域固定，“国家”边界不能侵犯。“国家”就是“nation”，意思是 “国民”。“三十年战争”为什么让“民众”变得重要？因为此战使用“热兵器”。在冷兵器时代， 王公贵族子弟骑高头大马、穿昂贵铠甲、彰显舞刀弄棒的勇气和本领。在热兵器时代，平民操纵 廉价兵器，可以不用身体接触就能打死贵族子弟。热战靠平民，靠大量平民死于战场。 “Nation”从开始就是重要政治概念，重要到被视为欧洲“近代”史开端。“三十年战争” 是平民权力（power）和权益（rights）概念的开端。从此，国土属于国民，不由王公意志决定。 1 2 本文刊载于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编《研究报告》总第 175 号。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1 欧洲变成“nation”的天下，“国民”的天下，“国”的天下，不再是王公领主“领地”的天下。 但此时的“Nation”主要与传统的封建领地划分相关，与讲拉丁系或日耳曼系语言，与信天主教 或新教，没什么关系。那时欧洲“nation”的数量远比欧洲语言文化的“类别”多得多。也就是 说，“nation”起初指政治共同体，不是语言文化共同体。 “Nation”含义里增加语言文化共同体含义，始于“民族解放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始于 美国建国。 1492 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掀起了欧洲各封建政治共同体争相在欧洲海外霸占殖民地的浪潮。 百年后，游离在欧洲外海的岛国英国成为欧洲后起之秀，开始殖民北美，并在 1607 年建立了第 一个美洲殖民点（位于而今美国佛吉尼亚州的大西洋沿岸）。又一百七十年后，1776 年，殖民者 造反，脱离英帝国，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美国的建立，从美洲开始，开启了一个世界范围 的运动，“民族解放运动” 。 “民族解放运动”就是脱离欧洲殖民帝国的“建国运动” 。“民族解放运动”针对欧洲殖民帝 国，要求美洲、非洲、亚洲的欧洲殖民地脱离宗主国，建立自己独立的政治共同体，拥有自己的 “主权”政府。 “主权”（sovereign）原本的含义是“天主”的治权，也就是基督教单一神的治权。世俗化 后，神没了，才有“人民主权”这个词，意思是“国民”拥有统一不可分割的国家治权，不与“他 国”国民分享。 问题由此而生：哪些被殖民帝国压迫的群体有资格称为“民族”？似乎只有一个办法，按照 “语言文化”划分。 若英国在北美的殖民者与英国人真的分属不同语言文化？“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又是什 么？ 在欧洲，主流语言分两大类，拉丁系和日耳曼系。用字母拼写方言发音便成就不同的欧洲“语 言”。若用字母拼写方言发音，连北京话与天津话也会是两种彼此难懂的书面语言。到三十年战 争时，日耳曼人推翻罗马拉丁人的帝国、管治欧洲，已达千年以上，两大类语言早已混合。怎么 区分语言文化共同体？从用象形文字的中国人视角看，乌克兰、白俄罗斯、俄罗斯的语言文化差 异不过是“方言”差异，因为连彼此不通的青岛话、上海话、福州话、广州话，都是“方言”。 19 世纪后半期，马克思把欧洲人分成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 1640 年开始的英 国内战被看作推翻帝制的“英国革命”，开启了资产阶级取代封建贵族阶级的社会革命。这革命 与 1648 年确定“nation”同时。由此，马克思认为“民族”是资产阶级催生的概念，“民族性” 与“阶级性”类同。换言之，马克思不认为“nation”是语言文化共同体，而是资产阶级对封建 贵族领主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产物，是资产阶级取胜的产物。马克思不屑于讨论“语言文化”， 他强调阶级斗争，强调“工人无祖国”。但共产党人之间对马克思以“阶级”看待“民族”的思 想始终争论不休，争论“nation”是否有“阶级性”和“文化性”双重属性。 在 20 世纪初，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马克思设想的“（欧洲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 遭遇重大挫折，“工人无祖国”的论断几乎破产，于是有了“列宁主义”。列宁的思想是：全世界 “无产者”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推动共产主义运动。换言 之，“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民族解放”并行。 因为认定中国自鸦片战争后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因此“反帝”的中国革命既属于“无产 阶级革命”，也属于“民族解放运动”。 直到改革开放前，列宁主义在我国居“指导思想”地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民族解 放运动”并行。笔者 1982 年开始在北大国际政治系读硕士，专业就是“民族解放运动”。那个系 当时有两个主要专业：一个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另一个是“民族解放运动” 。 2 “民族解放运动”要求每个“民族”都独立建国。这就需要依照语言文化“认定”或划分“民 族”。苏联是这样做的。先由政权区分语言文化，“认定”民族，然后让“民族”建立“加盟共和 国”。联合国成立前夕，苏联曾要求其 16 个“加盟共和国”都拥有联合国投票权。苏联与美国妥 协的结果是：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共有 3 票。如此，乌克兰不仅是联合国会员国，还是联合 国创始会员国。但此前，历史上从未存在过“乌克兰国”。 在列宁主义指导下，新中国彻底放弃了“国族”译法，“nation”的官方标准翻译是“民族” ， 是文化共同体。我国也展开了“民族认定”，一口气划定了 56 个“民族”，即 56 个“语言文化共 同体”。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把“民族自决权”改为“民族自治权”，建立的是“民族自治区” ， 而非各有总理和内阁的“加盟共和国”。 “民族自决权”是语言文化共同体建立自己独立政府的“政 治权利”，而“民族自治权”是语言文化共同体从属政治共同体，但享有特殊政治待遇。 西方殖民帝国的历史早已终结，“民族解放运动”也随之结束。英文“nation”并非指“单一” 语言文化的共同体，而指政治共同体。 “United Nations”是“联合国” ，不是“联合族”。没有独立政府的“语言文化共同体”不是 “nation”，不能加入联合国。 眼下的“民族解放运动”并不针对西方殖民帝国，而是针对本国的分裂运动，是逆历史潮流 的反动，还多与“恐怖主义”相关。 国家分裂标志政治共同体的衰落，如苏联、南斯拉夫、苏丹。反之则标志兴旺，如欧洲各国 走向联合，从欧盟走向“欧罗巴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Europe），一个 5 亿人口的大国。 而今欧美没人鼓吹基于单一文化的“nation”。在西方，作为政治共同体的“nation”，包含多 元文化，被普遍认作是当然、应然。希特勒才鼓吹“纯种文化”的政治共同体。连偏居斯堪的纳 维亚半岛的北欧人，纯种的金发碧眼，原先与“纳粹”关系密切，而今也盛行多元文化。仅千万 人口的瑞典，2016-17 年竟接受了来自中东北非的百万难民。长期以来，美国政府每年发放一百 万张移民“绿卡”；美国总统把“We American nation”（我们美国）常挂嘴边，却并未标榜“单 一文化”，而是为美国拥有移民多元文化而自豪。 2、中国学界不少人至今没能跟上“nation”含义的变化。 而今，“nation”指的就是“政治共同体” ，就是“国”。没政权的“语言文化共同体”不会被 承认为“nation”，不能加入“United Nations”（联合国）。反帝的“民族自决权”不再针对已不存 在的西方殖民帝国，而针对本国。 “政治共同体”，是国土、国民、政权的三位一体。中文“国家”原指政治共同体，由小家 而大家，由大家而国家，家国一体。西文“nation”的原意是“国民”，但而今代指国民、国土、 政权三位一体的政治共同体。这原本很清楚，没问题。 当代中国学人有两个重大误解，导致了知识混乱和一堆学术乌龙。一是以为西文“nation” 专指“语言文化共同体”。二是把“nation”译为“国家”，又把“国家”理解为“政权”（state）， 于是“nation”被翻译成“民族国家”，成了“nation state” 。然后，“nation state”就成为统治“单 一语言文化共同体”的政权，被认为“过时”了。 因欧洲直到“近代”才结束封建史，西文有国民（nation）、政权（state）、国土（country） 三者的分称，但缺“政治共同体”的统称。中文有“国家”统称，但缺三者分称。因缺少三者分 称，中文把西文三个分称都译为“国家”，用“国家”指称“政权”（state）。由此，列宁的《政 权与革命》被译为《国家与革命》；西方关于“state-society”关系的政治社会学文献被称为关于 “国家与社会”的文献。 “Nation state”是什么？政权（state）是政府（government）的抽象词。由于“州”政府也 是“state”，联邦政府（federal government）的抽象词是“nation state”，即“全国政权”。 3 一些中国学人喜欢把（传统）中国称为“中华帝国”。貌似洋气，却因食洋不化而落入知识 陷阱，视（传统）中国为过气的西方殖民帝国。在当代政治共同体内鼓吹特殊文化群体（ethnic group，族裔）的特殊政治权利，其实是在削弱政治共同体的“内聚力” 。 把“nation”译为“民族”原本将就，但必须指称“政治共同体”，如“美利坚民族、中华民 族”。必须明确：“nation”内部的“少数民族”指的是次文化群体“族裔”（ethnic group）。无论 美国的华裔或中国的朝鲜裔，都与“nation” 完全无关，而属于“minority ethnic group”，不是“minority nationality”。特殊文化群体没有、也不能有特殊的政治共同体身份。所以，“少数民族”的英译 必须是“minority ethnicities” ，不能是“minority nationalities” 。中文的“少数民族”本应改为“少 数族裔”，但鉴于“少数民族”用法多见于重要历史文献，不好改。但我们需要明确理解：“中华 民族”是政治共同体；“少数民族”指文化共同体。两者性质不同。 美国过去曾有个别学人称，中国不是个“nation” ，意指中国境内有很多次文化共同体。那或 许隐含了“民族解放运动”式的指责：即中国类似近代西方的殖民帝国。中文将其译作中国不是 个“民族国家”，进而理解为中国不是个“nation state”（全国政权） 。于是有不少中国学人著文反 击：中国虽不是个“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却是个“文明国家” （civilizational state）。拒绝承 认西方政权也基于“文明”？一个说“nation”（国家），一个讲“state”（政权），鸡同鸭讲，凭 空制造了个学术乌龙。那原本是简单争论，一句话就能说清：“Nation”是政治共同体；世上从 未有过单一语言文化的“nation”。 当今许多中国学人持“民族国家过时论” ，却不知自己在说什么；是“国家” （nation）过时， 还是“政权” （state）过时，或全国政权（nation state）过时？这又是个学术乌龙。谁会说“中华 民族”（Chinese Nation）过时，或中华“全国政权”（nation state）过时？二战后数十年来，欧洲 各国忙于建构新的“United States of Europe”(欧罗巴合众国)。那不代表“nation”过时，而是企 图合并欧洲中小“nation”，建构国民仅持欧盟护照的大型“nation”。 “Nation”是单一词，就是“国”或“国族”，是“国家”，就是政治共同体；译为复合词“民 族国家”是蛇足，是错误的。“United Nations”只能译为“联合国”，不能译为“民族间的组织”。 “Nationalist Party”译为“国民党”是正确的。“Nationalism” （民族主义）的本意是“国民主义”； 译成“国家主义”也正确，但而今在中国会被误读为“statist”（政权主义）。“Inter-national”的 政治只能是“国际”政治；译作“民族间”的政治是错的，译作“民族国家间”的政治则会被误 认作“政权间”（inter-state）的政治。 很遗憾，已有大量文献把“国家”当作“政权”。为澄清政治知识混乱，为准确表达政治知 识，中国学人应特别注意区分“国家”与“政权”。凡提到“国家”的中文文章，应先澄清究竟 指“政权”还是指国土、国民、政权三位一体的“政治共同体”。 二、“语言文化共同体”的历史地位 人类社会史的主线索、或主动力，究竟是宗教间的文化竞争，阶级间的利益竞争，亦或是政 治共同体间“无政府”的生存竞争？ 由于“基督教文明”主导近代以来的世界，英国历史学者汤因比把世界看作“文明”间的竞 争。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也大谈“文明的冲突”。其实，他们谈论的“文明” ，指的都是“语言文 化”，甚至就是“宗教文化”。有深厚宗教历史背景的西方，特别倾向“唯心主义”。反之，对抗 宗教文化的“唯物主义”也源于欧洲。近代至今，基督教文化也是欧洲乃至世界的主流文化。近 代以来，西方人习惯于西方思想和政治军事霸权。在很多西方学人眼中，世界从来就不是“无政 府”的；非西方的“野蛮”政治共同体及其政权理应被“文明”统治。 4 对很多欧洲政治学者而言，没有“国际” ，只有“内政”。政治理论即史观的建构，基于“无 外”的内政。毕竟对西方学界而言，“国家” （nation）仅产生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即 17 世纪中叶以后。此前没有“国” ，也就没有“国际”关系。 当代欧洲少数自认为研究“国际关系”的学人正忙于解构“nation”。更有西方的人类学/社 会学学者视这新的“国”为基于“观念”建构的共同体，是“想象的共同体”。西方国际关系理 论中“建构主义”的问题是：只有基于西方“文明”的想象才有正当性，才普适或普世。 纵观人类社会历史，我们中国学人可以得出以下三个新认识。 第一，“语言文化”可以迅速变化。 中国移民到了美国，第二代人就融入当地语言文化，很少人能保持中文能力。当突厥人向西 征战迁徙，连带其路上征服的民众也改用突厥语。在短暂的苏联时代，中亚讲突厥语的人改讲俄 语。南亚人并非天然使用英语，非洲人也并非天然使用法语和英语。宗教信仰也一样。罗马帝国 人改宗基督教，中国人改信佛教，速度都非常快。反过来也一样。随着英帝国和美国的强大、扩 张，英语普及到全世界，兴起于孤岛上的“盎格鲁-撒克逊”语言文化也被全世界改造。美国人 拍摄的“阿拉丁”电影被阿拉伯人喜爱，“花木兰”电影被中国人喜爱。世界各地的文化丰富了 原始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 为什么“语言文化”可以迅速变化？ 第二，“文化”从属于“文明” 。 学界迄今理解的“文明”（civilization）分三大类：实用技术、抽象知识、社会组织。正因为 如此，世界考古界把“文明”的初阶门槛定为三项：金属、文字、城池。如此理解，“文化”从 属于社会组织文明的范畴。 “文化”（culture）指的是“以文化人”，即《易经》所称之“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什 么是“人文”？人文指人文作品。人文作品包括四大类：历史记述、宗教经典、文学艺术、制度 典章。人文作品与各类人群互动，就能不断形塑社会规范，即“天下”。 “天下”指的是有限地理 区域内有历史局限性的社会秩序。语言文字承载“历史记述、宗教经典、文学艺术、制度典章” ， 于是有了“语言文化共同体”。 什么是“社会组织”文明？文化在其中起什么作用？或者说，“社会组织”文明对“文化” 有什么影响？“社会组织”文明与“实用技术”文明和“抽象知识”文明是什么关系？ 第三，“政治共同体”塑造“语言文化共同体” “文明”里的“社会组织”文明主要指政治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塑造语言文化共同体，而非 语言文化共同体塑造政治共同体。 政治共同体的历史并非始于 17 世纪中叶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是有至少五千年历史。 城邦是原初的政治共同体。在西文里，“城邦”就是“政治”，“政治”就是“城邦”。有城邦才有 政治，城邦之前的原始部落没有政治。 狩猎采集部落因获得种植/养殖技术及农产品剩余而定居，建设“城池”。城池由四种建筑构 成：一是宫殿，体现政治权威；二是庙宇，凝聚精神信仰；三是广场，昭示一起“过日子”的历 法和社会规范；四是深沟高墙，即后世阻止外来侵掠的“国防” 。放弃“城池” ，可能因内部分裂、 因土地肥力递减而被迫“游耕”、因持续干旱或城池被洪水淹没，但更可能因为“外来势力”入 侵。城邦的生存与“全男皆兵”及武器进步密切相关。《左传》称：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什么是“共同体”？搭帮互助的群体就是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是经济互通的互助群体；宗教 共同体是跨地域宗教人士的互助群体；文化共同体是讲共通语言的人抱团取暖的互助群体；部落、 村落是血缘同宗的许多小家庭一起搭帮过日子的互助群体。 什么是“政治”？一切涉及“政权”的事都是公事，都是政治；无涉“政权”的事是私事， 5 不属于政治。结婚生孩子本属私事；但找政府领《结婚证》，私事就变公事，就涉及“政治”。领 了《结婚证》，离婚时各自的权益由政权保障。婚育是民生之本，关系政权兴衰，是重大政治。 《婚姻法》是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 什么是“政权”？权力是支配他人的能力。支配力有四类来源，也仅有四类：财富和暴力、 思想和人格。前两者，财富和暴力，是硬支配力。后两者，思想和（支配者的）人格，是软支配 力。硬支配权是政权存在的基本特征。政权就是在任一共同体里通过垄断税收和暴力来领导这群 体的机构。 最后，什么是“政治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是在一定地域内有“政权”统领的、互助过日子 的民众群体，就是国土、国民、政权的三位一体。城邦是最初的政治共同体。 “政治共同体”带有强制性。古希腊文“城邦”是而今西文“政治”的词源；但西文的“警 察”与“政治”亦同形，体现“政治”的本质是政权垄断暴力。因为垄断暴力和税收，所有政治 共同体的政权都对国民有强制性、压迫性。因此，“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从“文明”的高度看，“社会组织”推动“实用技术”和“抽象知识”进步。政治共同体是 最根本的“社会组织”。自城邦出现以来，“社会组织”文明的进步由政治共同体之间的生存竞争 推动。政治共同体的进步取决于政治共同体之间生存发展竞争的胜负，体现为小型政治共同体向 大型政治共同体的凝聚。 从微观历史看，大型政治共同体在地缘的“分与合”及“进与退”之间徘徊。从近代以来的 宏观历史看，聚合是大趋势，地球上的政治共同体数量越来越少。美洲几乎是“美国的美洲”； 而欧洲满地碎片的政治共同体正向欧俄两大国聚合。欧亚大陆东部边缘的“中华政治共同体”在 分合、进退间徘徊了三千年，是生存力最强的政治共同体。 从城邦出现以来五千年的大历史看，贯穿古代和中古历史，聚合的总趋势相当清晰：部落聚 合为城邦、城邦聚合为领地、封建领地聚合为国家、中小国聚合为大国甚至超大国家。“政治共 同体的聚合”，大国竞争，是社会历史的主线索，是指向“世界大同”的路径。 在政治共同体的进退、分合之间，我们能看到生存竞争及因竞争而来的相互交流和彼此促进， 从而解释实用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社会变迁和文化观念演化、政治设施和法律体系的进化。也 就是说，政治共同体间的生存竞争主导“社会组织、实用技术、抽象知识”进步。 政治共同体“竞争力”的强弱导致聚合的历史主线索。而政治共同体竞争力的强弱取决于政 治共同体之间“相对的规模、内聚力、生产力”，取决于这三要素间的张力及合力。 三、结论：新史观 中西史观有明显共性：都强调“政权”与“民众”两分。两者的区别也很明显：中方强调“政 权”；西方强调“社会”。 自古希腊城邦时代以来，西方史观强调分析“政权与社会” （state and society）的关系。在西 学里，政权（state）基于社会“上、中、下”层社会利益集团的组合（social configurations） ，拥 有特定社会组合的“阶级性”及“文化性”。西方史观强调“社会分层”、强调分属不同阶级民众 的利益差异，强调上中下层社会的政治文化观念的“认同”差异，并以社会集团的自由博弈为历 史进步动力，甚至以被压迫阶级的自由解放为历史进步动力。换言之，社会基础变迁决定政治变 迁。一切重大政治结果皆由“社会”解释，归咎于“本届人民”。 自春秋时代以来，中华史观也强调分析“政权”与“民”的关系。但在中华史观里，“民” 是整体，“政权”则有质量高低之分。 “民”分“士农工商”四类职业；但“富不过三代”，“四民 一体”，由官方“编户齐民”。中华史观只分“官/民”： “民营私，官奉公；民传子，官传贤”。“私” 6 致力于“小家庭”的育小养老； “公”致力于组织“大家庭”育小养老的互助。“大一统”是“家 国同构”的政治共同体；由小家而大家，由大家而国家，呈官权至重的“同心圆”结构。中华迄 今强调政权，认为国家治乱兴衰取决于政权先进性，还认为政权的正当性也系于“大一统”，即 政治共同体（国土和国民综合）的巨大规模。于是，一切重大政治结果皆由同心圆“圆心”的质 量解释，由政权执掌者“谋私”还是“奉公”解释，不能归咎于“本届人民”。 上述“两分”的缺陷是：我们不清楚是社会状态决定政权状态，还是政权状态决定社会状态？ “互为因果”永远是事实，一切“存在”都产生于“关系”的互动。但事实不是理论；理论是因 果逻辑。 中华有“三分”的认识论，即“三生万物”。找到“三”是推动知识进步的钥匙。 “政治共同体及其生存竞争”提供了突破“政权”与“国民”两分的途径，是“三”。超越 中西史观，把“国内”与“国际”政治统一在同一个认识体系里，“政治共同体之间的生存竞争” 是关于历史动力的另类认识，另类史观。 当今的“中美大博弈”是美国哪个阶级对中国哪个阶级的斗争，是哪种主义对哪种主义的斗 争，是哪种文化对哪种文化的斗争？中美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蜜月”又从何而来？我国政府坚 决反对美国把中美对峙解释为冷战“意识形态”之争，也拒绝不同文化对抗的解释。中国共产党 把自己的国际使命定义为“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建党百年时，中国共产党正式确认了自己的新史观：党的“初心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 切创造”，都是为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我国，这新史观也被称为马克思主义 的“中国化”和“时代化”。 【论 文】 清末“国语”的概念转换与国家通用语的最初构建 黄兴涛、黄 1 2 娟 摘要：清末时，传统的“国语”概念发生了现代意义的转变，开始用来指称民族国家的通用语。 这一概念变化受到日本有关思想实践的双重刺激。清末国家通用语的构建，以癸卯学制的颁布和 实施为正式起点，以预备立宪的开启为加速机制，通过制定《蒙藏回地方兴学章程》和《学部中 央教育会议议决统一国语办法案》，开始了其早期实践。这一构建始终由朝廷主导，得到朝野人 士和满蒙汉等族趋新官员的共同推动，可谓被人忽略的清末新政、立宪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也 是清廷长期推行官话与汉语在国家内政外交中实际作用不断加大的结果，它对现代中华民族意识 的萌生及相关建设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关键词：国语；通用语；官话；现代中华民族意识 1 2 本文刊载于《近代史研究》2022 年第 6 期。 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黄娟：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编辑。 7 深化清代以来的中华民族自觉史研究，对于我们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 历史意义。而在现代中华民族自觉史当中，关于中华民族共通语的构建，也即现今所说的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建设，又是不可轻忽的重要内容。清末以来，无数仁人志士通过国语运动所表达的国 家通用语文的最终追求，并非只是“孤立地就汉语汉文本身而言”，也是希望建设一种“在国家 的引导下，在同少数民族互动的关系中，通过各少数民族的使用而逐渐形成的全民可共享的现代 新式汉语汉文”。1 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各族人民为建设现代国家，在传承使用各自民族语文 的同时，需要共同致力于构建一种能实现彼此沟通交融的通用语文工具；另一方面，要想使这一 工具充分发挥好“通用”功能，又内在地提出要在其中“更多、更好地容纳和传达少数民族语言 文化的重要信息，增强共同体成员之间的深度理解和情感交融”的理性要求。实际上，就强化和 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言，这方面的工作至今仍任重道远。为此笔者曾呼吁，应加强清代以 来关于中华民族通用语言文字的理念和实践探索的历史研究，包括对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学史的 研究，通过系统整理和挖掘这方面的历史资料，整体考察其酝酿、自觉构建到形成发展的全过程， 对其经验教训进行全面深入的总结，以期为今天国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切实有益的 历史借鉴。2 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拟就清末“国语”概念发生内涵转换，国家通用语文理念开始倡导、有 关实践得以初步开展的历史过程、时代因缘及其政治文化意蕴等问题，做一粗略探讨，但愿能够 对丰富今人关于现代中华民族自觉已在清末得以发轫的那段早期历史，增添一点新的认知。 一、清末“国语”概念的现代转化与日本的双重刺激 清末国家通用语文的最初构建，是以民族国家主义理念下现代国语统一观念的确立为前提 的。而现代国语统一观念的确立，又有赖于现代“国语”概念及其相关概念符号在中国的形成和 一定程度的传播。目前，学界对清代“国语”一词的新旧概念转换现象已有所关注和讨论，3 但 对其转变过程及因缘的揭示和历史内涵的解读，都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展开。 一般认为，在中国古代汉语里，“国语”一词主要有两种用法，或者说主要用来表述两种概 念内涵：一是指战国时期已流行的史书《国语》，它是将《周语》与《晋语》、《齐语》等诸侯列 国之“语”汇编在一起的古典史书。这里的“语” ，属上古中国记言兼记事的史书专称，所谓“国 语”，就字面而言也就是列国之史乘；二是指古代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政权里，统治者对其本族 语言的规定称谓，自然是相对于国内的他族语言尤其是汉语而言。如北魏拓跋氏就定鲜卑语为国 语， 《隋书·经籍志》对此曾有明确记载：“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 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 ”，4 该志还著录了“《国语》十五卷”等 13 种以 参见黄兴涛：《深化中华民族自觉史研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研究》2020 年第 6 期。 参见黄兴涛：《深化中华民族自觉史研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研究》2020 年第 6 期。 3 可见村田雄二郎：「ラスト・エンペラーズは何語を話していたか──清末『国語』問題と単一言語制」、『こ とばと社会』、第 3 号、三元社、2000 年 7 月；于逢春、刘民：《晚清政府对蒙古族的国语教育政策》，《中国 边疆史地研究》2008 年第 2 期；张军：《满族的语言认同与清末“国语”转型》， 《社会科学家》2014 年第 3 期； 白莎： 《官话、白话和国语——20 世纪初中国“国语”概念的出现》 ，朗宓榭等编： 《呈现意义：晚清中国的新 学领域》 ，李永胜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271-308 页。2013 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满文文献中心主办“首届国际满文文献学术研讨会”，黄兴涛、黄娟合作提交了《“国语”的转换：晚清满汉语 言地位变迁解析》一文并作了大会主题发言。最新研究，则可见王东杰： 《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年；张凌霄：《断裂的“国语”——清帝国晚期的语言政治研究》，硕士学 位论文，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9 年；湛晓白： 《清末国家语文统一与满汉族群关系变化》， 《历史研究》 2021 年第 5 期等。 4 《隋书》卷 32《经籍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3 年，第 947 页。 1 2 8 汉语对译的鲜卑字书。这后一种用法的“国语”概念，在各少数民族主导的政权辽、金、元时期 的史籍中得到延续，到清朝时，更因统治者明令实施“国语骑射”政策而得到进一步强化。在清 朝统治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非古籍史书含义的“国语”一词之概念所指，自然都是满语。它是满 人作为国内统治族群最高语言地位的政治宣示和标识，而不是一个国家通用语文的概念符号。表 达这一语文政治概念的相关词汇，还有“清语”、 “清文”、 “清书”或“国书”等。 其实，古汉语里的“国语”一词还并不限于以上两种概念涵义。除此之外，它还有一种表示 “本国语言”的泛指用法，特别是相对于外国语言而谈之时。如在南朝时的佛教史书《高僧传》 里，就有过类似用法。其中的《维祗难传》在谈到天竺国僧人维祗难应三国时代的吴国士人之请、 将其从天竺带来的“昙钵经梵本”翻译成汉文的时候即写道，“难既未善国语，乃共其伴律炎译 为汉文。炎亦未善汉言，颇有不尽，志存义本，辞近朴质。至晋惠（公元二九〇至三〇六年）之 末，有沙门法立，更译为五卷。”1 此处的“国语”，就是泛指“本国语文”而言，或指吴国所 用的汉语，或指其本国梵语（从天竺随他而来的同伴竺律炎精通梵文），前一种可能性更大。我 们注意到，此种被学者忽略的“国语”用法，到了晚清国人与大量外国人相遇之时，似得到了更 多使用机会，如在早期《申报》里，这种用法就有不少，所谓“法人之在外行商者，去国既久， 或忘上音，兹得闻国语，亦可感动乡情也”；“因外来者不能同化，多自用其国语，自沿其国俗” 等，2 即是明证。这种依汉语构词习惯自然形成的“本国语言”泛称用法，实为其后来在民族主 义和宪政国家理念影响下、转化为国家统一语言和通用语言文字意义上的现代“国语”或“国 文”概念，起到一种过渡性的桥梁纽带作用。而这一概念符号后来在中国的“所指”对象，也逐 渐由满语满文，最终转变成了汉语汉文。 不过，此种转换的第一阶段任务——表示国家通用语的汉字词“国语”概念的创制，由于清 朝“国语骑射”政策的限制和日本学习西方走在前列等原因，却是在使用汉字汉文的日本最先完 成，并以改变日语中的汉字汉文地位的特殊方式得以实现的。这虽不无反讽意味，却是真实存在 过的历史。早在幕末和明治初年的日本，语言学者前岛密就通过汉文书写的文本，提出改良日本 语言文字，有步骤地废除汉字、汉语与汉文，以建设以日本原有的假名书写为主的“国字”、“国 语”和“国文”的思想主张。3 此后，关于引入西方洋字洋文，精简或废除汉字汉文，改良和建 设日本大和民族的“国语”、“国文”，以更好地服务于其现代国家建设的讨论，在日本学界文 界就不曾停歇过。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继续探索言文一致、合理保留关键汉字（强调“汉字不可废”但 须精减），建成文法更为科学、词汇更为丰富和精确的现代性统一语文的“国语改良”运动，不 仅得到学界的广泛支持，而且迅速上升为日本国策。1900 年初，日本贵、众两院最终通过《关 于国字国语国文改良的请愿书》，文部省还专门成立了“国语调查会”来加以指导，学界的有关 讨论达到高潮，并逐渐形成全国共识。4 日本国内这种既排斥限制汉字汉文、又无法彻底将其消 慧皎：《高僧传》卷 1《维祗难传》，汤用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1992 年，第 22 页。已有西方学者注意到这 一点，但其仅指出此处的“国语”意为汉语方言，没有强调其为“本国语言”的泛称用法。参见 Victor H. Mair, Buddhism and the Rise of the Written Vernacular in East Asia: The Making of National Language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3. No.3 (Aug.1994), pp. 725-727. 2 参见《法语流传》， 《申报》1884 年 2 月 15 日，第 2 版； 《读美洲移民统计表感言（续上月二十三日）》 ，《申报》 1909 年 4 月 21 日，第 3 版。另可参见《白下秧歌》，述及来自各国的客人“各以国语相酬答”，有人翻译（ 《申 报》1887 年 5 月 22 日，第 2 版）。 3 可见前岛密 1869 年《國文教育之儀二付建議》 （收入前岛密：《國字國文改良建議書》 ，非賣品，日本國立國會 圖書館藏，1899 年）一文，这是主张以假名为基础建设国字国语论；稍后主张以西洋字为基础建设国文国语 的，则有通晓汉文、西文的西周等人，可见西周： 「洋字を以て國語を書するの論」、 『明六雜誌』1874 年第 1 號。 4 参见曹雯： 《汉字汉文在日本：明治时期日本文字语言文体改良研究》第三、四章，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1 年， 第 226-228、254-272、290-319 页。 1 9 除之的国语改革，无疑带给中国人强烈而辛辣的双重刺激，它对此后中国的文教改革产生了直接 而复杂的影响，可以说在强化中国人一般现代“国语”概念意识的同时，也从反面无形中增强了 国人对于自身语言文字的文化信念，以及进行语文改革的信心。 大约从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日本的汉字词“国语”概念符号开始零星传入中国。1 黄遵宪 完成于 1887 年、1895 年得以正式出版的《日本国志》一书，首次将日本“国语”概念以及同汉 字汉文的紧密关系清楚地告知国中士大夫，同时反复强调言文一致在普及教育方面的重大意义， 书中不仅由此肯定日本“假名之作，借汉字以通和训，亦势之不容已者也”的必然性，而且认为 这一变通在提高日本普通人的识字率方面，发挥了积极可贵的作用：“苟使日本无假名，则识字 者无几”。由于认定“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黄遵宪还称赞日 本假名的创设对“东方文教”大有裨益。在该书中，他甚至还借“论者”之口，直接以“中国文 字”指代汉文，表示“论者谓五部洲中以中国文字为最古，学中国文字为最难，亦谓语言文字之 不相合也”，认为中国“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言文一致、文体通 俗，“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是必然的改革趋势。2 实际上，这也就指明了今后中国要建成 现代强国，其语言文字改革的统一化、简易化、拼音化和通俗白话化乃发展方向。 甲午战败后，由于受到国族危机的强烈刺激，从戊戌时期起，同普及教育和文教改革相联系、 反映国族主义关切的“国语”概念在中国得到了进一步传播。除黄遵宪《日本国志》的有关思想 影响较大外，康有为编《日本书目志》列名介绍了近 20 种以“国文”、“国语”命名的日本教 科书和语法书，也引人注目。像今泉定介等编的《普通国文》、落合直文的《（中等教育）国文轨 范》、村山自强的《（普通教育）国语学文典》和关根正直的《国语学》等等，这些“国文”、“国 语”概念词符的导入，“同文”的中国人不难顾名思义、感受精神。 与此同时，姚锡光、张大镛等人受张之洞、廖寿丰等地方大员派遣赴日考察教育，回国后撰 写出版《东瀛学校举概》和《日本各校纪略》等类书，在介绍日本各级各类学校“国语”课程设 置的时候，还特别发现并郑重告知国人：尽管日本的学校也教习“西文”，但都以“本国文及汉 文为重”，授课内容也都“译成本国文” ，“各种品类、各种各物”名称也都“订有本国名目”，而 不“假经西文。”3 可见其急于要消除国人关于日本学习西方成功、连本国语文也不再重视传授 的“唯西是从”想象与误解的文化心态。这一点，也对日后主持制定“癸卯学制”的张之洞等人 影响甚大。 戊戌时期，蔡锡勇的《传音快字》，王炳耀的《拼音字谱》、沈学的《盛世元音》和卢戆章的 《中国切音新字》等一系列汉字拼音论著得以纷纷出版或发表，作者们由此表达了通过汉语普及 改革以实现国家文明富强的时代愿望。1896 年，梁启超在《沈氏音书序》中热忱称赞此类努力， 并有力阐述“文与言合，而读书识字之智民可以日多”、中国人识字难和审音难必须得到正视解 决等语文建设构想。4 不仅如此，这一时期士大夫中还有人开始自觉倡导由此入手、尽快展开全 国范围的通用语文改革实践。如 1898 年，赞成维新的京官林辂存就呈递《上督察院书》，特向朝 廷推荐其同乡卢戆章 1892 年开始设计的切音字方案，明确表示希望能在全国予以推行，得到了 各衙堂官的会衔代奏。林氏认定，以卢戆章的方案为基础，以“京师官音”为正，颁行全国，“则 皇灵所及之地，无论蒙古、西藏、青海、伊黎（犁），以及南洋数十岛，凡华民散居处所，不数 年间书可同文、言可同音，而且妇孺皆能知书，文学因而大启，是即合四外为一心，联万方为一 1 如顾厚焜 1889 年成书的《日本新政考》卷 2，就提到日本学校开设“国语”和“汉文”课，参见刘雨珍、孙雪 梅编：《日本政法考察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第 22 页。 2 参见黄遵宪： 《日本国志》卷 33《学术志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第 345-347 页。 3 姚锡光：《东瀛学校举概（节录学校总说） 》，璩鑫圭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 海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第 120 页。 4 梁启超：《沈氏音书序》 ，《清末文字改革文集》 ，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8 年，第 7-8 页。 10 气也，岂不懿哉！”可见此时，林辂存已然形成了以京师官话作为国家通用语文的鲜明主张。光 绪帝见到此一上书后，即谕令总理衙门“调取卢戆章等所著之书，详加考验具奏”。1 这表明光 绪皇帝对此也颇有兴趣。不过，林辂存本人却并未使用“国语”二字，其主张也很快因维新运动 失败而没了下文。 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的维新人士王照，受日本国语改革思想的启发，仿日文假名，采 用汉字偏旁或字体一部分，发明了另一种汉字拼音方案，他 1900 年回国后完成《官话合声字母》 一书，次年首版于日本。王照的方案，仍属于借助拼音化辅助、经由教育普及的语文改革思路。 在他看来，西方和日本教育大盛、发展神速，“固各有由，而初等教育言文为一，容易普及，实 其至要之原”，2 可见其吸收了日本现代国语观念的内容，不过他当时还是对直接使用“国语” 一词来指代官话有所忌惮。后来，王照的“官话合声”方案曾被多省督抚加以采纳并付诸实践， 影响远超过其他方案。 1901 年 5 月至 1902 年，罗振玉发起创办、王国维实际主编的《教育世界》杂志上，陆续发 表多篇介绍日本新学制的文章，也较早使用和传播了现代“国文”和“国语”概念。3 不过值得 强调的是，在清末，就从日本直接吸纳和传播现代完整“国语”概念——包含全国语言统一、言 文一致、国音标准化乃至学堂通行的基础性教科门类等内涵在内的国家通用语文概念而言，尤其 是将这些内涵与“国语”二字符号明确对接所综合传达的现代“国语”概念来说，桐城派古文宗 师、首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曾发挥过关键作用；而进入朝廷“新政”改革阶段的 1902 年， 也是一个关键性年份。 1902 年 6 月，吴汝纶奉命考察日本教育，回国后出版《东游丛录》一书，较为全面地介绍 了日本新式教育体制，具有现代国语教育的启蒙意义。正如许多学者都曾提到的，该书生动记录 了吴汝纶与日本热心国语改革和统一的汉学家伊泽修二笔谈，彼此交流在中国实施“语言统 一”、设置学堂国语科的重要性等问题看法的情形。伊泽告诫他：“欲养成国民爱国心，须有以 统一之。统一维何？语言是也。语言之不一，公同之不便，团体之多碍，种种为害，不可悉数。 察贵国今日之时势，统一语言尤其亟亟者”。当吴汝纶担心学堂中科目已多、表示不便续增时， 伊泽又强调指出：“宁弃他科而增国语。前世纪人犹不知国语之为重，知其为重者，犹今世纪之 新发明，为其足以助团体之凝结、增长爱国心也”。伊泽并以德意志和奥匈两国为例，说明前者 语言统一、故国势“日臻强盛”，后者语言不统一、则其国“紊乱”的历史教训。此外，伊泽还 建言在中国改良语言时，宜像日本一样设立“普通语研究会”，“普通语者，即东京语也”，也 就是可用首都语音作为标准音来进行研究推广，如此便能尽早实现国家语文统一目标，等等。4 通过与伊泽修二笔谈，加之稍前日本大学总长山川关于“教育统一”当以“国语划一”为重 等类告诫，吴汝纶受到强烈的思想触动。他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上述“国语”观念和改革观点，并 于几天后上书管学大臣张百熙，呼吁尽快仿行日本语文统一办法，采纳自己在日本看到的王照《官 话合声字母》这类国语改革方案，他认定：“此音尽是京城声口，尤可使天下语音一律。今教育 名家，率谓一国之民，不可使语言参差不通，此为国民团体最要之义。日本学校，必有国语读本， 吾若效之，则省笔字不可不仿办矣。”5 此一建言和上述与伊泽的对谈，不仅说服了张百熙，还 影响到吴氏所在的北洋集团，以及稍后掌管教育的张之洞和荣庆等人。直隶总督袁世凯十分赞成 林辂存：《上都察院书》 ，《清末文字改革文集》 ，第 17-18 页。 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原序（一） 》， 《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 19-20 页。 3 可参见班婷： 「清末知識人の国語教育意識——癸卯学制以前を中心に——」 、中国四国教育学会： 『教育学研究 ジヤーナル』 、第 16 号、2015 年、第 11-19 頁。 4 吴汝纶：《东游丛录（节录） ·与伊泽修二谈话》， 《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 27-29 页。 5 吴汝纶：《上张管学书》，《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 29 页。与山川总长的笔谈，参见《吴汝纶全集》第 3 册， 合肥：黄山书社 2002 年，第 788-789 页。 1 2 11 这一主张，并很快在其所辖地区率先进行了尝试。1 1903 年，吴汝纶病逝，王照在《挽吴汝纶文》 中特就其这一功绩加以赞美，敬佩他“心地肫挚”，不计个人名声得失，借鉴日本片假名，在国 内倡行“以字母传国语为普通教育”。2 凡此，均可见及吴汝纶在向国内传导现代“国语”概念 和观念方面，发挥过先行作用，产生过重要影响。 二 、汉语被确立为国家通用语的“国语”进程与朝野的共同推动 ——一个不容忽视的政治文化现象 经吴汝纶等人对日本“国语”概念和改革观念的关键性引入传播之后，通用语言文字意义上 指代“官话”汉语的现代国语概念运用，很快便进入到清廷新政文教改革的法制化实施阶段。不 过有人认为，1902 年 8 月张百熙主持制订的《钦定学堂章程》所代表的“壬寅学制”的颁布， 即标志着“汉语的国语地位被正式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3 这一判断似乎尚可商榷。因为该 学制不但没有真正实施，各级学堂章程中也并未出现明确要求以“官话”讲授的规定，其有关课 程名称一般称作“文学”、“词章学”或“作文”、“习字”之类，亦难见与“国语”、“国文” 相类的鲜明语文国族主义概念符号之使用同其相互配合。实际上，真正表明大清朝廷认可并推动 以汉语通用语为其“所指”的现代国语概念与观念的制度性标志，还是 1903 年张百熙、荣庆和 张之洞共同主持制定、1904 年 1 月正式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这一章程所构建的新教育体制， 一般称之为“癸卯学制”。“癸卯学制”的制定，一方面受到现代通用语的“国语”概念和观念直 接而突出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其颁布和实施，又反过来扩大推广和强化传播了现代通用语意义 的“国语”概念和观念，并明确将其与汉语汉文直接对接起来。 在《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部分，清廷明确规定“各学堂皆学官音”： 各国言语，全国皆归一致，故同国主人，其情易洽，实由小学堂教字母拼音始……兹拟 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其练 习官话，各学堂皆应用《圣谕广训直解》一书为准。将来各省学堂教员，凡授科学，均以官 音讲解，虽不能遽如生长京师者之圆熟，但必须读字清真，音韵朗畅。4 这就等于正式宣告了汉语官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现代“国语”地位。与此同时，章程还宣 称必须传习中国历代相承的“各种文体”，认为其乃“五大洲文化之精华”，也即“保存国粹之 一大端”。同时规定：“初等、高等小学堂，以养成国民忠国家、尊圣教之心为主。各学科均以 汉文讲授，一概毋庸另习洋文，以免抛荒中学根柢”。章程中还偶尔使用过一次“国文”一词（非 课程和教科名称），强调“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士风”。5 但章程通篇都没有出现 “国语”一词，这显然是要尽量避免直接与指称满语的“国语” 、“国书” 、“清书”和“清文”等 发生矛盾，也可见相对于“国文”一词，“国语”一词乃是当时更遭忌讳的。为了不在课程正式 名称里出现“国语”或“国文”，初等小学语文课程甚至只好或宁愿以变相全称词“中国文字” 1 1903 年，袁世凯及直隶学务处对丰润王金绶等推行官话字母予以批示、复文。袁氏强调“国民普及教育，必由 语文一致” ；学务处认为“字母之利，大端有二：一则可为教育普及之具，一则可为语言统一之助” ，并通饬各 属广设“官话拼音学堂”，其中多次提到吴汝纶及伊泽修二。端方等大员日后提倡“简字学堂”，也都反复提及 吴汝纶东游之说。参见何凤华等：《上直隶总督袁世凯书》；陈虬： 《新字瓯文学堂开学演说》 ，《直隶学务处复 文》 ；严以盛：《上直隶总督袁世凯书》 ；劳乃宣：《上学部呈》 ，《清末文字改革文集》 ，第 39-46、82 页。 2 王照：《挽吴汝纶文》 ，《清末文字改革文集》 ，第 32 页。 3 于逢春、刘民：《晚清政府对蒙古族的国语教育政策》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 年第 2 期，第 68 页。 4 《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总目》，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 《大清新法令（1901-1911）》第 3 卷，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 103 页。 5 《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总目》，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 《大清新法令（1901-1911） 》第 3 卷，第 96-98 页。 12 来标称；高等小学、中学、师范和大学语文课程则标称为“中国文学”。课程名称之外，章程中 类似的全称用词还有“中国文辞”、 “中国语文”、 “中国文理”， “中国语”、“中国文”和“华文华 语”等。1 为简便起见，有时甚至直接使用了其简称“中文”，特别是在与“外国文”对称之时， 所以“译学馆章程”里“中文”一词就多次出现，2 而它们的实际所指，都是作为通用语文使用 的汉文。 在晚清，“中文”一词的出现和早期运用很值得关注。它一开始就是作为“中国文字”、“中 国文学”或“中国语文”等词的简称形式并在国家通用语文意义上使用的，这与章程制定者不愿 同“国语骑射”政策公然矛盾，避免直接采用“国文”或“国语”作为课程和教科名称，存在直 接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不再将民族共通语直接称之为“国语”或“国文”，因为就字面而 言，“国语”或“国文”仍保留有泛指“本国语文”的传统义，而少数民族语言当然也同属“中 国语言”。为更体现民族平等原则，我们习惯将国家通用语意义上的“国语”改称为“普通话” 。 3 但字面上同样包涵少数民族语文的“中文”一词，我们在民族共通语意义上加以使用时，却似 乎并不像对“国文”或“国语”两词那样敏感。这是何故？究其源头，恐正来源于清末这一国定 章程或“癸卯学制”的有关规定，至少与其不无关联。而今人对此，尚鲜有明确知之者。 在“大清朝”的中国，国家文教根本大法里居然不曾单独提及或强调满文和满语教育，这会 令不少今人感到无比惊讶，觉得不可思议，但“癸卯学制”的确就是如此规定。可见至此，追求 “教育之普及”、“期于全国语言统一，民志因以团结”，4 以塑造现代国民为宗旨的国家通用语 文概念及相关教育理念，已然在国家主导的文教领域里占据了支配地位。 官方既已颁发教育改革新法规，民间就会有积极而大胆的响应。1904 年初，商务印书馆得 风气之先，率先编辑推出了通用初等小学堂汉文课本，名为《最新国文教科书》（又名《初等小 学国文教科书》） 。编者为蒋维乔等，张元济等校订。该教科书一炮打响，大受欢迎，重版无数。 同其配套出版的《最新国文教科书教授法》（又名《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教授法》）特就“国文” 学科概念阐述如下： 国文者，以文字代一国之语言也，人有思想，必藉语言以达之，语言过而不留，必藉文 字以传之，故国文之用最大，离他学科而独立，良有以也。虽然，就国文之见于外者论之， 则为文字，就国文之含于内者论之，则为意义，文字意义，如物之有表里，二者相须，不可 须臾离也，属于意义者，包含人生立身处世之事，且以养成人之智识、道德，教者于此，宜 三致意焉。5 参见《奏定学堂章程》中各级学堂章程，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第 3 卷，第 115-375 页。 2 参见《奏定学堂章程·译学馆章程》，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第 3 卷，第 324-331 页。仅《译学馆章程》里， “中文”一词就出现了 6 次。在日本，早有“中文”一词， 《日本书目志》中就列有 高津锹三郎的《日本中文典》。清末新政开始之初，直接以“中文”作国家通用语文概念使用的用例，在 1901 至 1902 年袁世凯和张之洞有关学堂的奏折中已开始出现。如张之洞 1902 年 10 月在《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 折》 （吴剑杰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之洞卷》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第 394-404 页）中 即有使用。其他不赘。 3 “普通话” 、“普通语”一类词均来自日本，清末时已有传播。“普通语”一词前文提到伊泽修二就有使用； “普 通话”一词，1906 年朱文熊《<江苏新字母>自序》中也已使用，其文有曰“余学普通话（各省通行之话）” 。（ 《清 末文字改革文集》 ，第 60 页） 4 《奏定学堂章程·高等小学堂章程》 ，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 《大清新法令（1901-1911） 》第 3 卷，第 208 页。 《初等小学堂章程》里也强调“外国通例，初等小学堂，全国人民均应入学，名为‘强迫教育’ ”； “国民之 智愚贤否，关国家之强弱盛衰。初等小学堂为教成全国人民之所，本应随地广设，使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 之童，始无负国民教育之实义”。（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第 3 卷，第 219 页） 5 蒋维乔、庄俞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最新国文教科书教授法》，上海：商务印书馆 1907 年，第 1 页。 更早一点采用“国文”一词的汉语教科书，还有 1903 年王建善著、文明书局出版的《国文教授进阶》。 1 13 1904 年起，现代“国语”、“国文”概念和观念开始在社会上得到有效传播。如该年 5 月， 陈独秀在他创办的《安徽俗话报》上发表《国语教育》一文，就强调“教本国话”的“国语教育” 乃是“现在各国的蒙小学堂里，顶要紧的功课”，其要义在于“俗话教学”和“统一国语”，尤以 后者最为重要。1 这位现代国语教育和白话文的早期倡导者和实践者，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运动， 鼓吹文学革命，其来有自。该年 10 月，天津《大公报》连载《论国语统一之关系及统一之法》 一文，更大谈统一国语的意义与路径，认定“国语者，由祖先传来精神上之财产也。欲固国民之 团结力，则国语实为吸集之方；欲养国民之爱国心，则国语实为启发之具。此其力量，实足以左 右国民之心性，诚哉其有莫大之价值也”。至于统一国语的路径，作者认为就是要采纳京音官话 作为标准，从小学开始，通过逐级而上的学校“国语”教育来实现目标。文中强调指出：“中国 教育今日虽有萌芽，而独于国语之科阙焉不讲，未始非一大缺陷也。今而欲统一国语，非由蒙小 学堂设此一科不为功。其添设之法，编以国语课本，定以卒业年限，有不学者不予以进身之路， 如是则教育之所普及，即国语之所普及也”。2 民间教科书及相关报刊舆论的国语国文观念之传播，反过来必然影响到学校课程名称和教科 名义的确定，并助推官方正式采纳与使用它。1906 年 3 月，清廷批准学部宣示“教育宗旨”折， 其中就明确将“国文”与“历史”等科并列、正式确定为讲授汉文汉语的教科名称。3 这就等于 更明确地宣称：通用“国文”即汉文，也就是表达“官话”的文字。不仅如此，清朝官方还对“国 文”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作出明确说明，强调“国文一科与伦理、历史、地理相为表里，与各科亦 均有关系，汉文不通，则各科无从指授，仅通外国文，而不能通译国文亦属无用，且非爱戴本国 之心，故国文教员尤宜注重” 。4 这样，“国文”就被赋予了语言文字学之外的意义，身兼三重责 任：作为知识、传授新知的中介、培育爱戴本国之心的载体。从此，现代汉语“国文”教科名义 的概念遂得以风行全国。该年学部审定通过的暂用教科书里，就有商务印书馆最新推出的《初等 小学国文教科书》和《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教授法》 ；以及文明书局的《高等小学国文读本》，中 学教材《中等国文典》等数种。整个清末，通行的汉语国文教科书将近 30 种之多，且不少都广 告不断、反复重印，传播极广。 既然指代汉文的国家通用语文之“国文”概念已经流行，那么与“国文”同构相系的“国语” 学科名义自然也就接踵而来，特别是在报刊杂志上使用。不过总体来看，指代汉语的“国语”概 念词符流行开来的时间，还是要比“国文”明显略晚一些，尤其是“国语”获准成为国家正式通 行的课程名称和学科、教科专用名义的时间。1906 年 9 月，清廷下令预备立宪正式开启，这对 现代“国语”、“国文”概念的流行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朝廷以此为契机，明显加快了将汉语 汉文建设成宪政国家共通语文的步伐。这一时期，朝廷主导的宣传和社会舆论开始广泛强调立宪 国民必须识字，选民、公民尤其是议员当懂作为通用语的国语等道理。 1906 年 10 月，黄绍箕等中国各省提学使在预备立宪令发布后特赴日考察教育，伊泽修二等 日本教育官员不仅再次反复告诫国语统一的重要性，还特别围绕选择标准语的三条原则，深入阐 述了采纳“北京官话”作为中国国语标准语的充足理由，尤其是强调了北京作为首都和议院所在 地，而议院讨论必使用通用国语一点。这三条原则是：“第一宜选简赅明了者；第二宜选威严足 以服人者；第三宜选国内多数人所通晓者”。伊泽修二指出：“北京官话通行于江北诸省，及满 州全部，以及南清之官吏社会。将来议院既设，议场上发言若不一致，必启争端，是议场上必须 三爱（陈独秀笔名）： 《国语教育》， 《安徽俗话报》第 3 期，1904 年 5 月 15 日，第 19-20 页。 由观生：《论国语统一之关系及统一之法》 ，《大公报》1904 年 10 月 28 日第 1 版、29 日第 1 版、30 日第 1 版连 载。 3 《奏陈教育宗旨折》，璩鑫圭等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 ，第 545 页。 4 《练兵处奏筹拟陆军小学堂章程规则折》，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 《大清新法令（1901-1911）》 ，第 3 卷， 第 598 页。 1 2 14 用北京语矣。吾知他日制定议院法，必有非北京语不得在议院发言一条，是北京语之用更广矣。”1 这些建议，对中国文教界影响甚大。《东方杂志》对此有长篇专题报道。黄绍箕等回国后即于次 年在湖北等地下令各学堂添设国语科，要求此后教员“上堂授课均改作京话”。2 1907 年 8 月 27 日，《大公报》报道朝廷某次以“化除满汉畛域”、强调“满汉平等、平权” 为主题的会议内容，其中议定的条款之一就是：“以汉字为国文，以汉语为国语，各学堂均须附 授满文”。3 1908 年 1 月，黑龙江全省咨议局对“不识文义者不得有选举权”一条涉及少数民族 权利的规定有疑惑，特致电宪政编查馆询问：“本省旗蒙人等单识满蒙文、不识汉文者，似不得 以不识文义论，应如何酌定办法？”编查馆竟明确回复：“旗蒙人等仅识满蒙文、不识汉文者， 仍以不识文义论”。4 由此可见预备立宪对现代国语运动的激进推动。 1907 年，商务印书馆正式推出了第一套以“国语”命名的汉语教科书——《国语教科书》 。 这套教科书由黄展云、林万里、王永炘合作编撰，共四册，是供初等小学高年级使用的。其“编 辑大意”对国语统一、言文一致的现代教育改革理念之说明，清晰而又详明： 言语统一，为人群社会成立之要素。东西学者，论之綦详。吾国不止南北异音，即一省 之中，各府州县方言，亦不齐一，按之国家学社会学之公例，大相刺谬。以此立国，实为危 殆。本书之著，即欲以统一言语为统一国家之基。 言语统一，为政治革新之先导。……本书之著，即欲以统一言语为革新政治之助。有人 类而后言语生。言语者，所以代表人类之思想也；然言语复杂，而国家有分裂之患。故立国 者，必须以国语统一其国众，而同时又须注意语法，使之求工，即所谓论理修辞是也。本书 之著，既以国语为统一国众之基，又特注意于之为国语科，盖因三者有相互之关系。而读方 一门，编纂之法又含二种，即文言与白话相间是也。今吾国读方，只有国文，而缺白话，其 为国语科莫大之缺点，可想而知。本书之著……庶足以补是科之不及。5 这套《国语教科书》经清朝学部审定，得以通行全国，6 并不断重版，在清末产生了重要影 响，也有力地传播了以汉语为大清国家通用语的现代“国语”概念。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的上述 “编者大意”，其第三段文字中所提及的“国众”，显然是指国内各族人民全体，但因有所顾忌而 未明言。其同时强调编写阅读教材，不能光是可“阅”而不可“读”，因此要自觉以白话补文言 之不足，实际上也等于说明了何以要将“国文”教科名称改为“国语”的理由。几年后，中央教 育会第十三次大会干脆明确表示：“中国之所谓国文即外国之所谓国语科，则中国国文似宜改为 国语科”。7 与此同时，人们也觉得称国人通用的国语为“官话”也不妥，如 1910 年，江苏教 育会的江谦召集 30 余名资政院议员给学部上书，要求设立国语调查所，就曾表示，“官话之称， 名义无当。话属之官，则农工商兵非所宜习，非所以示普及之意。正统一之名，将来奏请颁布此 项课本时，是否须改为‘国语读本’以定名称？”8 同年底，在《审查采用音标试办国语教育案 《中国提学使东游访问纪略》， 《东方杂志》 第 3 卷第 12 期，1906 年，第 350-365 页。 《延聘国语教习》， 《申报》1907 年 3 月 24 日，第 10 版。 3 《会议划除满汉畛域之条款》， 《大公报》1907 年 8 月 27 日，第 2 版。 4 孟森：《宪政篇》 ，《东方杂志》第 6 卷第 1 期，1909 年 2 月 15 日，第 25-26 页。 5 黄展云、林万里、王永炘： 《国语教科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 年初版，1910 年第 7 版，第 1 册， “编辑 大意”第 1 页。参见吴小鸥：《中国第一套“国语”教科书——1907 年黄展云、林万里、王永炘编纂<国语教 科书>》，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年第 5 期。感谢吴小鸥教授在资料上惠予帮助。 6 学部对该书的审定语云：“编辑大意，以国语为统一国众之基，又注意于语法，并准全国南北之音而折衷之， 全编大致由浅入深，虽异文言，却非俚语，各课义无偏宕，且足引起儿童兴会，由此进步，足为硏求文学之阶 梯，应准作为初等小学教科书。”（《学部审定商务印书馆经理候选道夏瑞芳呈国文国语教科书及英文典英文教 程商业簿记各书批》 ，《浙江教育官报》第 65 期，1911 年，第 84 页） 7 原三钟：《中央教育会第十三次大会纪》 ，《申报》1911 年 8 月 15 日，第 5 版。 8 可见江谦：《质问学部分年筹办国语教育说帖》 ，《通州师范校友会杂志》 （庚戌年份），第 1 卷，1911 年，第 14 页；亦见《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 117 页。1902 年，张謇在江苏南通创办近代中国第一所民立师范学校—— 1 2 15 报告资政院书》中，江谦更是呼吁，应抓紧试行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人都须覆盖的“国语 教育”方案，并强调指出：“且筹普及教育，当合全国为谋。中国之民四万万，而中流以下三万 （万）九千之数，于文字无闻，民智何自而开？中国方里三千万，而蒙藏准回等二千万方里之地， 语言全别，感情何由而合？学部筹备清单，自宣统二年至宣统八年，皆有推广国语教育之事，用 意至深。诚以语言济文字之穷，又得音标为统一之助，此于中流以下之人民需求最切，而于蒙藏 准回等之教育效用尤宏”。他们提议，学部可择取“音标字”国语标准方案，先行试办，“以宣 统三年为此项音标字试办之时期”。1 该提案得到资政院大会通过。 正因为这些努力，现代概念的“国语”一词在中国得到越来越多的使用，变得愈发流行，同 时因国家通用语含义的无形制约，又使得“国语”逐渐成为指代汉语、尤其是汉语标准语的专用 称谓。这种立宪运动开始后迅速强化的现代“国语”和“国文”概念之传播，势必对清朝原本指 代满语的“国语”用法造成冲击，且事实上已使其逐渐处于隐而不彰的状态，从而引起统治者内 部有人对满语的现实地位及传习状况感到担忧。1906 年 12 月 28 日，翰林院编修吴士鉴特向朝 廷上奏——《奏请京师八旗各学堂特设国语满文专科事》，抱怨“现在通行学堂章程，于中外古 今之学术，英法俄德意日本之语文，无不包举靡遗，而独于祖宗所创之国语满文缺焉不讲”，“于 周秦之篆籀，外国之古碑尚且不惮研求广为搜采，乃煌煌祖制于学科之内，闇然无闻，揆诸法祖 敬宗之意、忠君爱国之心，犹有歉”。吴士鉴认为，学部当在京师和各地驻防八旗设立专门满文 专门学校，裨八旗子弟“人人皆能通习”国语满文，“即其他学堂颖异过人者，亦任听其兼学， 如此则祖制既尊，师承自广，而政教人心所维持者大矣！”2 这次上奏备受国人关注，可以看作 新时期维护传统“国语”概念及其地位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昔日谈“国语骑射”，无需言“满文”即可明其所指，此时则必须连带言“国语满文”，才 能明白其所谈“国语”乃有别于时兴的国家共通语之汉文或汉语的旧概念，这显示出传统“国 语”地位的尴尬。奉旨议奏的学部尚书荣庆，其态度也很值得注意。这位昔日参与主持制定《奏 定学堂章程》、确立汉语官话为“国语”的蒙古正黄旗大臣，对来自此奏陈的严厉批评自然敏感 而警惕，当即做出郑重而积极的回奏： 臣等查国语满文经列祖列宗之创制，凡八旗子弟，人人皆当硏习，以期襄庙堂之隆仪， 赞车书之盛治。臣荣庆前与孙家鼐、张百熙充学务大臣时，业于宗室觉罗八旗小学堂内特设 翻译课程，于国语满文极为注重，钟点加多，授课綦严。又经臣部遴聘翰林院侍读学士恩祥 督课满文，时加稽察，务令八旗子弟专心学习，日臻纯熟，与该编修之用意正复相同。至各 省驻防学堂，自应仿照京旗，均设国语满文专科。其他学堂，如子弟聪颖、经费充裕，亦可 任听兼习。惟现在科举停止，凡各衙门需用满文人才，自应取之于学堂毕业生。兹拟就中小 学堂现设之淸文班内，再加推广，俾八旗子弟咸知国语淸文之为重。嗣后该生毕业，除与各 学堂一律给奖外，并择其翻译明通、写字端楷者，咨送各馆充当翻译官、译汉官暨誊录等差， 以资效用。并仿照译学馆之例，另设淸文专门高等学堂，以备中学堂之毕业生升入此科，专 心研究清文，务臻完备，并考取举、贡、生、监之与中学堂程度相等者，附入学习。3 虽然，此时直至清廷灭亡，除体制外的革命党之外，都没有人敢公然挑战满语满文的传统“国 语”身份，但现代国家通用语意义上的“国语”，毕竟已非汉语莫属。这一点，无论是吴士鉴， 通州师范学校。1910 年，该校校友会成立，公推张謇为会长，江谦为副会长，并定创办校刊《通州师范校友 会杂志》 （年刊），1911 年，创刊号由南通翰墨林印书局铅印，1919 年停刊。 1 参见江谦：《审查采用音标试办国语教育案报告资政院书》 ， 《通州师范校友会杂志》 （庚戌年份），第 1 卷，1911 年，第 15-17 页。 2 吴士鉴：《奏请京师八旗各学堂特设国语满文专科事》 ，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 档案馆藏，档号 03-7219-029。 3 《学部奏议复八旗及驻防学堂特设满文专科折》 ，《东方杂志》第 4 卷第 11 期，1907 年 11 月，第 256-257 页。 16 还是荣庆代表的学部，也都没有加以否认，他们并未要求国人均将满文满语当作国家通用语文来 对待。倒是有一名满人江苏道监察御史贵秀，因不满于仅将满文设为“专科”、不利于普及的举 措，曾从划除畛域、满汉平等的角度，提出满语可与汉语“并重”，让满汉学生“皆相肄习”的 主张。1907 年 8 月 18 日，他向朝廷递上《奏为满汉畛域划除敬陈管见事》一折，明确表示：“各 学堂添习满文一科以保国粹而跻同风也。翻译科既停，满文几成硕果，数典忘祖，学士之羞。近 虽议添教习，要之为满人专科，究难普及，宜令满汉学生皆相肄习，与国文并重，感情甄陶，久 焉自化，尚有畸为轻重之弊乎!” 1 不过，贵秀似乎只是就满汉两族内部而言，并未质疑汉语的 国家通用语地位。不仅如此，这位强调满汉语文并重的旗人御史，不称被其视为“国粹”的满文 为“国文”，倒乐于将“国文”的称谓留给汉文，其所谓令满文“与国文并重”的表述，反可证 其已然接受现代国家通用语文方称“国语”或“国文”这一概念和观念的深刻影响。类似吴士鉴 和贵秀的主张，虽于加强满蒙等语言学习切实有益，且在无形中为日后广义“国语”概念（泛指 中国的各种语言）的存活保留了空间，但在根本上，却无碍于现代通用语意义上的“国语”概念 之传播，也没能阻止以汉语为国家通用语的现代国语改革实践。 这一点，从当时和此后几年相继开办的各种蒙蒙藏回学堂章程、课表中有关汉文汉语学习的 硬性规定和实际设置，也可以得到验证。如 1908 年，以“保国粹而裨要政”为宗旨在京师开办 的满蒙文高等学堂，就要求考生以“中文（指汉文）清通”为前提，“必须中文通顺，方可取录。” 无论是满蒙文预科、正科和别科，还是藏文预科、正科和别科，其课程中除满蒙藏文、满蒙藏语 外，均开设“中文”即汉文课，课时分别为四课时和三课时。2 1910 年，吉林满蒙文中学堂的课 表中，甲乙两班的课程时数规定为：满文 4 课时，蒙文 8 或 7 课时，国文 4 课时。3 不仅汉文课 时量大，还直接以“国文”名之，可见汉文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文地位，已开始在实践中逐渐地 得到落实。 随着立宪运动步伐的不断加快，特别是预备立宪各项计划中关于国语统一建设原定时间表的 迫近，清廷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加强国家通用语学习的督导，变得更加急切。1910 年底，朝廷 制定了《蒙藏回地方兴学章程》，于次年年初正式颁布，其中第一条规定学部在北京设立“蒙藏 回初级师范学堂”，派遣该校毕业生前去“蒙藏回各地分设师范传习所”，各师范学生须以娴熟“蒙 藏回文及汉文”为合格；第十条规定则“蒙藏回初等小学堂”前两年用“蒙藏回语文教授”，第 三、四年“参用汉语汉文”，而“高等小学堂则以蒙藏回语文与汉语文对照”，以次逐年渐加，以 确保高等小学的毕业生“能直接听汉语教授”。4 这就以国家法令的方式，将作为国家通用语的汉 文汉语教育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实施，进一步明确化、具体化和法律化了。1911 年 7-8 月，清 廷已没有耐心等待国语运动按部就班地“自然”进行，而是着急颁行了《学部中央教育会议议决 统一国语办法案》，明令以“正当雅正、合乎名学”的官话统一“国语”，“由学部设立国语传习 所”，5 在各省会及府厅州县的学堂内设立国语专科，直接督导各地各级学校逐步改用官话讲授其 他课程。国语统一运动由此进入高潮。 令人感慨的是，仅两个月后，辛亥革命爆发，清廷最终未能完成其通过现代国语改革以实现 贵秀：《奏为满汉畛域化除敬陈管见事》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十日，录副奏折，档号 03-5745-055。 《学部咨宪政编查馆准满蒙文高等学堂咨送章程文附章程》，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 （1901-1911）》第 3 卷，第 472-476 页。 3 参见《吉林省学务公所直辖学堂一览表》 ，宣统二年，吉林省档案馆编： 《吉林省档案馆藏清代档案史料选编》，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 年，第 17 册，第 394-614 页；张凌霄： 《断裂的“国语”——清帝国晚期的语 言政治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9 年，第 107-108 页。 4 《蒙藏回地方兴学章程》，《内蒙古教育志》编委会编：《内蒙古教育史志资料》第 2 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 学出版社，1995 年，第 118-120 页。 5 《学部中央教育会议议决统一国语办法案》， 《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 143-144 页。 1 2 17 宪政国家转型的目标，便迅速走向了崩溃。1 三、从“官话”到“国语” ：汉语的国家通用语地位在清代的历史形成 晚清汉语的国语地位之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仅仅从戊戌维新、特别是清末新政和立宪运 动的历史进程来梳理和认知现代“国语”概念自身的形成演化，以揭示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的“国语”地位之确立，显然不够。我们还应当将问题放到更长一点的时段去把握，至少要考 虑清代以来满汉语言关系格局的变化趋势和中外互动的持续影响等因素。 如前所述，有清一代大体奉行“国语骑射”政策，视满语为大清政治地位最高的语言，令满 2 人和驻防八旗不能遗忘，但却并不要求其他族人也要掌握和使用。 在广大汉族地区和各边疆民 族地区，基本上是因俗而治，各语其语。为了大一统的国家需要，清廷也曾编纂过不少多民族语 言合璧辞书，以利彼此沟通，号为“同文”，如《御制满蒙文鉴》《御制满蒙汉三合切音清文鉴》 《御制四体清文鉴》《御制五体清文鉴》 《钦定西域同文志》等，但就像乾隆帝在永陵、福陵、昭 陵等的下马牌上“镌刻清、汉、蒙古、西番、回子五体字”一样，不过是昭示大清“国家一统同 文之盛”的政治标示而已，3 并不着意凸显满文满语的基础性地位。本来，为鼓励汉人士子学习 满语，清初起也曾实行小范围的“清书庶吉士”制度，即在馆选的进士中，“拔其年青貌秀、声 音明爽者二十名，习学清书”。4 清中叶以后，满语衰落、使用渐少，清朝皇帝们不得不削减清 书庶吉士人数。乾隆十六年（1751），由于边省入选翰林院的人本就不多，大都不娴熟官话，若 非天分甚高且勤学者实在难以兼顾官话和满语，乾隆帝竟特许“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 等省庶吉士，不必令习清书，”只学官话即可。道光十八年（1838），这项制度终于废止，5 影响 深远。 一方面，对汉人学习满语没有硬性要求，但另一方面对关内满蒙驻防旗人和官员学习汉语、 掌握官话的要求却始终没有放松，实际上因现实统治的需要，其官话水平不断得到加强，特别是 内地驻防八旗，长期陷入汉人的汪洋大海之中，潜移默化，其出色者甚至在文化高端领域的汉文 创造方面，亦往往能与汉人竞胜。与此相一致，汉语汉文在现实统治和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也持 1 要完整把握有清一代“国语”的历史演变，忽略清末十余年的重大变化是不完整的。民国初年，遗老修撰清史 时曾编写《国语志》 ，但质量较差，仅仅流为一部满汉对照分类词汇集而已。其卷一“满文源流”，奎善撰，仅 500 余字，既未写出满语自身发展演变的丰富内容与完整历程（连皇太极时期达海修正满语，乾隆钦定“新清 语”等大事也只字未提） ，更没提到不同时期朝廷有关语文政策的改变、满语运用及其地位的变化，尤其是未 能包括清末时汉语文作为国家通用语的建设内容。 《清史稿》最终定稿时将其舍弃未收。原稿本现藏台北“故 宫博物院” ，可见冯明珠主编： 《清史馆未刊纪志表传稿本专辑·志》第 22， 《国语志》卷 1，台北：沉香亭企 业社，2007 年，第 10979-10981 页。感谢 2013 年“首届国际满文文献学术研讨会”期间庄吉发先生的提示， 尤其是会后他惠寄有关《国语志》资料信息给我们。 2 正因为如此，笔者才不同意欧立德教授将清朝的文教政策笼统称之为“大满洲主义” ，与所谓“大日耳曼主义” 和“大斯拉夫主义”等量齐观。在 2010 年 8 月 9-11 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主办、北京香山召开的“清代政治 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座谈会环节，笔者曾就此问题同欧立德等当面讨论。 3 《清高宗实录》卷 1188，乾隆四十八年九月己亥， 《清实录》第 23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893 页。 有关清代“同文”理念的推行，具体参见叶高树：《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 ，台北：稻乡出版社 2002 年，第 97-99 页；林士铉： 《清代蒙古与满洲政治文化》，台北：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9 年，第 280-368 页；马子木、 乌云毕力格： 《“同文之治” ：清朝多语文政治文化的构拟与实践》， 《民族研究》2017 年第 4 期。文中“回子” 字体应指察合台文。 4 《清世祖实录》卷 66，顺治九年七月己丑， 《清实录》第 3 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5 年，第 518-519 页。 5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1052《翰林院》，《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第 812 册，第 536-538 页；《清朝文献通考》卷 50《选举考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 第 633 册，第 264 页；《清宣宗实录》卷 308，道光十八年四月壬戌，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第 800 页。 与此同时，乾隆帝为了照顾不懂满语的汉人官员，还主动取消了翰林院坛庙祭祀时规定汉大臣将祭文译成满文 的陈规旧例。 18 续得到提升。雍正时期，以汉文本作为中央机构公文底本已相当常见。在修史撰典时，汉文也逐 渐成为了底本。实录更是如此，清代纂修的从太祖至穆宗十朝实录均有满文本，早期是先修满文 本，再将其翻译成汉文本，雍正朝以后各朝实录的修撰则以汉文本为底本，满蒙文本均译自汉文 本。1 随着官话在满蒙官员中日益普及，满人本族语言水平整体上反而不断弱化。 清廷推行官话运动，曾对汉语地位的提升产生重要影响。康熙帝时，清廷即开始注重官话的 推行，尤其是在闽粤等南方地区。1715 年，康熙帝召见来自广东的福建巡抚陈瑸时，曾特地问 及闽粤两地官话与乡音问题。2 就在同一年，他命李光地、王兰生等编撰新的韵书，至雍正四年 （1726）编成，名曰《音韵阐微》。雍正六年，《音韵阐微》内府本公开刊行，这意味着清代汉语 正音标准的确立，也昭示着“官话运动”即将拉开序幕。3《音韵阐微》不仅据汉音发展满语， 也据满音法丰富汉韵，其影响一直持续道清末的国语运动。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原序中，即表 明其拼音法受到“圣祖以国书合声之法”的启发，并非仅遵严修的告诫，拿《音韵阐微》一书以 作免获罪的挡箭牌而已。此后，雍正帝大力推广官话，便以《音韵阐微》法所拟之音为“正音” 标准，发布上谕要求各省学塾用官话教授，并将学习官话与科考结合，谕令闽粤等地官员、学子 等熟练掌握，否者将停其各级科举考试，以便于“宣读训谕、审断词讼” ，通“官民上下”之情。 4 这场康熙和雍正帝发起的官话运动，对清代内地官话的扩大流通，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如当时刊行的官话读本《圣谕广训直解》，就被 1904 年《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指定为官 话教材。民国时期，仍被认为是 200 年来“‘最适宜学习官话’的模范”。5 官话推行的影响，还并不限于内地，也延至边疆地区。早在雍正四年至九年间，云贵总督鄂 尔泰借助军事力量，在云南、贵州为中心的广大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改土归流”，为便 于管理，就在当地推行“官话”。雍正十三年，朝廷在广东设置官学，对黎族、瑶族等“训以官 音，教以礼义，学为文字”，6 实际上推行了汉语官话。这种汉语官话乃至一般汉语汉文对边疆 地区的渗透，也与清代汉族移民大量迁往边疆民族地区有关。早在康、雍时代，移民西南广大少 数民族地区的汉人，就以汉字书写状子的形式，广泛参与了当地住民乃至土司的词讼活动。如康 熙四十三年，四川巡抚能态就在上疏中指出：“土司争告词状，俱系汉字，而原告全不知汉语， 皆内地不法之徒，潜往土司地方，代写词状之故”。康熙为杜绝汉人干扰词讼活动，曾下令往后 词讼往来，都必须“俱用土司之字”。7 但后来发现，没有当地汉人介入交谈，审判断案，实在 无法进行。凡此，都为官话和汉文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此种情况， 到晚清时，由于汉族移民范围扩大，就更为普遍了。 在晚清汉文汉语地位迅速提升的过程中，清廷最高统治者自身的语文修养及有关态度所产生 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如因慈禧太后不通满语，官员在引见时须用汉语官话对答，即是突出例证。 8 为便于慈禧披览奏章，朝廷规定“文武各衙门每日呈递清字缮牌，其背后均着用汉字照缮，所 有奏事清字折件，着用汉字开具详细事由，随折呈递，以便恭呈御览”。9 光绪帝即位后，就连 具体参见谢贵安：《清实录研究》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第 299-303 页。 丁宗洛：《陈清端公年谱》 ，《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 207 种，台北：大通书局 1987 年，卷下，第 82 页。 3 参见平田昌司：《文化制度和汉语史》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第 243-260 页。 4 《清世宗实录》卷 72，雍正六年八月甲申，《清实录》第 7 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5 年，第 1074 页。 5 平田昌司： 《文化制度和汉语史》，第 256 页。 6 纳尔素等纂修，霍有明、郭海文校注：《钦定学政全书校注》卷 73《义学事例》，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第 288 页。 7 《清圣祖实录》卷 218，康熙四十三年十一月庚戌， 《清实录》第 6 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第 202 页。 8 刘体智： 《异辞录》，刘笃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1988 年，第 232 页。 9 《翁心存日记》 ，张剑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 1655 页。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三日（1861 年 11 月 5 日）。 1 2 19 内外官员的请安折也须“敬书三分，于两宫皇太后及朕前呈递。其应进皇太后安折……用清字者， 俱用清汉合璧”。1 统治者满语能力的下降，直接影响到满语在边疆地区的使用，如当时朝廷对 黑龙江地方所呈公文“满文亦多发回，改行汉文”，2 不难想见，慈禧太后本身的这一语文修养 和态度，在“官话”后来成为国家通用语过程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 汉语地位的提高，满、汉语言地位的转变还体现在清政府对外事务处理中。列强与晚清政府 缔结条约、章程时，除俄罗斯还偶尔使用满文本之外，多仅用汉文作为中方文本用语。3 其中， 俄罗斯与清政府缔约多用满文有其历史渊源，《尼布楚条约》的正本就有满、俄、拉丁文三种。 此后的中俄缔约，清方正本大都为满、蒙文本无汉文本，直至 1858 年《天津条约》。笔者在查阅 清代中外约章时发现，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与俄罗斯签订的众多约章中，除了少数如《瑷珲条约》、 《天津条约》、《勘分西北界约记》等还有满文本外，其余多以汉文缮写。 纵观清朝与外国缔结约章有 930 项之多，4 若以时间分段，1840 年以前的旧约章仅 8 项；1840 年后所签的旧约章中用到满文者 21 项，占总约章数的 2.27%，仅用满文作为中方签约用语的有 13 项，占 1.41%。若依所用语种统计，签约时用到汉文者 903 项，约占 97.09%；用到满文的有 27 项，占 2.90%。纵观清代，仅与俄方签约时用到满文，中俄间约章及重要合约、协定达 104 项（以照会代约章者除外），其中仅用满文者 15 项，仅用汉文者 83 项，满汉兼用者 5 项，满蒙 兼用者 5 项，满汉回兼用则 2 项。可见，晚清中外旧约章所用文字中，汉文的重要性已远非满文 可比。 在与其他国家缔结约章时，清政府多次声明以“华文”、“汉文”为签约文字，并直接用 “Chinese”指代“大清国字”。如 1862 年中葡《天津条约》第 6 款：“大西洋国官员有公文照会 大清国官员均用大西洋国字样书写，并翻译大清国字相连配送，至于此次所定各款章程，亦应汉 番字同写，公同校对无讹，各以其国字为凭。”5 1871 年，中日《修好条规》中即明言： “嗣后两 国往来公文，中国用汉文，日本国用日本文，须副以译汉文或只用汉文，亦从其便”。6 光绪初 年，清政府与秘鲁换约时亦申明：“惟换约事宜，中国总以汉文为凭”；7 1902 年中葡《北京条约 增改条款》称“此次所定之增改条约用大清国、大西洋国、大法国三国文字译出……倘遇有大西 洋国文与大清国文有未妥协之处，则以大法国文解明所有之疑”。对应的葡、法文本将“大清国 文”译成“Chineza”和“Chinoise”，8实际上指的都是汉文。 此外，清廷还规定一般外交公文也使用汉文。同治二年至五年，清朝先后与丹麦、西班牙、 比利时、意大利交涉时，同对方定下了以汉文为清方的缔约文字及日常公文用语。9 目前所见晚 清政府与与英、美、法、西、葡、意等国往来照会等公文中，均以汉文作为中国官方文字。10 可 1 《清德宗实录》卷 1，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庚辰， 《清实录》第 52 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5 年，第 83 页。 徐宗亮： 《黑龙江述略（外六种）》卷 3，李兴盛、张杰点校，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第 42 页。 3 黄兴涛： 《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 ，《清史研究》2011 年第 1 期。 4 主要参见издание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ъ дьлъ：Сборникъ договоровъ россьи китаемъ，Санкитпетербургъ， Типограф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акадеии наукъ，1889；王铁崖： 《中外旧约章汇编》，北京：三联书店，1957 年；郭 卫东： 《中外旧约章补编（清朝）》 ，北京：中华书局 2018 年； “前清条约协定”，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5 《中葡和好贸易条约》， “前清条约协定”，文献编号 910000078。 6 《中日修好条规附通商章程及两国海关税则》 ，“前清条约协定” ，文献编号 910000155。 7 《清德宗实录》卷 13，光绪元年七月上，北京：中华书局 1987 年，第 242 页。 8 《中葡会订分关章程》 ，“前清条约协定” ，文献编号 910000081。 9 《筹办夷务始末》 （同治朝），李书源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第 739、1517、1879-1880 页； 《西班牙 国条款》 ，同治三年九月初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 《清代外务部中外关系档案史料丛编——中西关系 卷》 ，北京：中华书局 2004 年，第 33 页。 10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 《清代外务部中外关系档案史料丛编——中西关系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 编：《清代外务部中外关系档案史料丛编——中葡关系卷》，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等编： 《清代外务部中外关系档案史料丛编——中英关系卷·交聘往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代外务部中外关系档案史料丛编——中美关系卷》 ，北京：中华书局 2017 年； 2 20 以说，无论是日常中外往来的公文运行，还是正式签订中外条约章程，汉语文实际上都已经具备 了代表中国国家进行国际交往的现代国语地位，至少是发挥了现代国语的作用。 概而言之，清朝大一统的内政需要、中外交涉的外部压力和逼迫，以及宪政运动的积极倡导 与推动，最终导致了从“官话”到现代“国语”的延续与转换。对此，钱玄同曾总结指出，元朝 以当时北方方言为一种“官话” ，经过明清两代的发展、演变，“渐渐成为近四五百年中的普通话。 这种普通话，就俗称为‘官话’，我们因为他有通行全国的能力，所以称他为‘国语’”。1 此论 大体符合历史的逻辑。 四、清末国家通用语文构建的特点与现代中华民族意识的早期自觉 从前文的讨论可知，清末国家的通用语文建设，首先是中国历史文化持续发展、民族交融不 断扩大的结果。它既是清王朝实现大一统国家治理的内在需要之延续，建基于朝廷长期推行官话 运动的基础之上，又与鸦片战争之后列强入侵的国家命运、民族危机和现代“国语”概念的传入 及其实践紧密相连，可谓晚清以降民族国家转型、塑造现代国民的政治动力直接驱动的产物。这 一语文构建，正式开始于清末新政期间，以 1904 年初《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癸卯学制的实 施为标志性起点，以 1906 年预备立宪的开启为加速机制，通过制定《蒙藏回地方兴学章程》和 《学部中央教育会议议决统一国语办法案》，增强了构建力度，加快了推进步伐。可以说，清末 的国家通用语的构建，得到了朝野的共同推动，且始终由朝廷主导，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 其次，清末国家通用语文的构建是各民族共同努力、尤其是各民族中的新政改革派和立宪支 持者彼此呼应和协同的结果。也就是说，各民族中的新政改革派和立宪支持者乃是这一构建最为 重要的主体。以往，学界无论是研究清末新政改革派、还是立宪派，都忽略了这一点。其实，努 力构建各民族共享互通的国家通用语文——以北京官话为标准语的新式汉语汉文，不仅是清末新 政和预备立宪的有机组成部分，且还当构成为其核心关键内容之一。在这一过程中，除汉族人士 之外，少数民族中的一些贵族、高层官员和有识之士也积极作为，发挥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像前文提及的学务大臣、学部尚书、蒙古正黄旗人荣庆，就是其中一个积极、冷静和务实的典型 代表。他几乎始终参与了清末有关现代国语运动所有国家重要文件的制定和审核工作。除前文提 到的内容之外，值得特别提出的是，1909 年 10 月，他还以学部尚书名义专门发表《教育普及自 划一语言始》一文，提出理性切实、有步骤地推进现代共通语构建的“导向”意见。他强调指出： 以我国版图辽阔，风土既异，语言亦殊，实为教育普及之一大障碍，非筹画统一语言之 法，则声气不易相通，感情无由联络，而教育普及亦无办到之期。惟语言一端，关于各处之 风俗习惯，一旦遽云改革，断难操切图功。因拟先行试办者厥有三端：一、于各项学堂添设 国语一科；二、通饬设立官话研究所；三、由部编订官话书籍颁给各省作为宣讲之用。2 这其中明确的“三步走”精神，在此后两年的中国各地大体得到贯彻，尽管结局因时势激变 而最终未能如愿。 如果说荣庆是有关清末现代国家通用语意义上的国语方案的核心制定者，那么，东三省总督、 蒙古镶蓝旗人锡良，则是有关政策灵活的贯彻者和有作为的执行者。1909 年 2 月出任东三省总 督的他，面对当地蒙古族和满族既缺乏本族语文编写的高水平初等小学教材，也无法直接使用汉 文教材的窘境，果断任用精通满蒙汉文的蒙务局协领荣德，令其以 1904 年蒋维乔等编、商务印 书馆推出的《最新国文教科书》为蓝本，从中精选一部分译成满蒙文，形成汉满蒙三体对照的新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 《中美往来照会集：1846-1931》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第 1-11 册。 钱玄同：《<儒林外史>新叙》 ，《钱玄同文集》卷 1《文学革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第 393 页。 2 荣庆：《教育普及自划一语言始》 ，《盛京时报》1909 年 10 月 4 日，第 2 版。 1 21 式国文课本 4 册，并石印 2 万套，率先在郭尔罗斯前旗和图谢图等 9 旗试用，从而使东北地区， 成为清末蒙古学堂教育中实施双语或多语教育的中心。 之所以称锡良为灵活而有作为的现代国语政策执行者，还有一个背景可以在此提及。那就是 随着预备立宪运动的深入，蒙古等民族地区的教育问题日益凸显，理藩部和学部不断与蒙古王公 们商讨有关国语教育的计划。蒙古王公贵族们还为此专门成立“筹办蒙古教育建议案”股员会， 并于 1908 年 12 月 27 日将拟定的《筹办蒙古教育建议案》正式提交给理藩部。该建议对蒙古族 实行国家通用语教育表示了整体支持的积极态度，但也表达了一些顾虑。他们希望，蒙古地区的 小学校先暂以蒙古语教学，并尽快实现汉语教学，因此建议学部尽快编辑初高等小学教科书，要 求：初等小学校前两年以蒙古语教学，第 3、4 年兼用蒙古语、汉语；高等小学校采用蒙汉语对 照；中学校及以上的教科书则直接使用内地的教科书。1 这一建议，既考虑到蒙古族本族语言的 传授根基，也顾及到当时相关教材编写的现状，不失为一个相对切实可行的方案。事实上，两年 后的 1911 年初，清廷颁行的《蒙藏回地方兴学章程》，就完全采纳了这一建议，只不过章程中的 有关规定，将蒙古地方扩大到“藏回”地方而已。而在此之前一年，锡良就能自觉组织翻译、编 辑满蒙汉三体国文教科书，以服务于过渡阶段的教学需要，实在显示出其过人卓识和干事魄力。 在清末国家通用语的构建过程中，那些具有现代意识、汉文修养和立宪观念的满族新式知识 分子，还表现出更加积极有为的态度。如满州镶白旗人、山东道监察御史庆福，当得知有某议员 以北京话乃一“偏隅之方音”，反对将其立为简字标准时，便立即联合了宗室普广、笔帖士邵常 青等 107 个满州旗人，专门给资政院陈贴，痛陈何以语言必须统一，而统一又为何必须采纳北京 音作为官话简字标准的理由。其言慷慨激昂，痛快淋漓，颇耸动观听： 善哉，江益园之言曰，岂有合言语不通、情意不达之部落而得为同胞者！夫言语一致之 重要如此，强国之设谋又如彼，今不致力，尚待何时？！而一致非取京音不可。前有某议员 著论，谓不能以偏隅之语为官话，此大谬也。夫言语出于人，非出于地也。地有偏隅，人无 偏隅。凡京师所在，人皆趋之，千百年会萃摩（磨）练，在成此一种京话，斯即中央非偏隅 也。且原与京语大略相同者，已有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甘肃、云南、 贵州、四川、陕西十一省，及安徽、江苏之两半省矣。此外，各语无两省相同者……岂有舍 京语而别事娇揉之理哉！京语非北京人私有之语，乃全国人共有之语，故福等昌言推广京语， 纯为大公无我之心，无庸嗫嗫吞吐者也。 为了表示自己的“大公无我”之心，庆福等还特意表示，如果需要派人到各省州县简字研究 所巡查，抽查所教语音是否准确合格，“京中旗人愿借此稍尽义务，联合感情，无所希图”，“川 薪但求足用，不必加优”即可。2 这一说贴，在当时对推进现代国语运动发挥了积极作用，也集 中体现了满人在这一过程中的主体性自觉。当然，这与京话早已成为满蒙汉旗人、尤其是满汉民 族语言长期互动交融的结晶体，不无直接关系。 清末通用语的国语构建和实践，是取得一定实绩的。比如，在传统汉语通行地区，切音字运 动的官话普及就有明显成效；在边疆民族地区，也一度使汉语教学得到广泛重视和有效推行。以 新疆为例，据统计，1905-1911 年，新疆共设学校 606 所，其中回疆地区有 416 所，均自 1907 年 始设，以推行汉语教育为主的官话讲习所、简易识字学塾、汉语学堂共 358 所，其中“汉语学堂” 192 所。3 在这些学堂中，作为国语国文的汉语文所占课时较多，在每周 36 课时中，国文和习字 1 《那亲王等提出筹办蒙古教育建议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理藩院·全宗·蒙旗类》第 301 卷，转引自 于逢春、刘民： 《晚清政府对蒙古族的国语教育政策》，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 年第 2 期。 2 庆福等：《陈请资政院颁行官话简字说贴》 ，《清末文字改革文集》 ，第 125-127 页。 3 参见王树枬等纂修： 《新疆图志》卷 39《学校二》，朱玉麒等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 年，第 705-735 页。 22 即占到 12 课时。1 再看川藏边地区，1907 年，护理四川总督兼办边务赵尔丰开设关外学务局， 在川边藏区开办学堂、普及教育。1908 年开设 34 所学校，其中有 27 所是官话小学；1909 年增 办学校 18 所，其中 17 所为官话小学；1910 年，川边藏区各类学校增至 119 所，其中 93 所为官 话学堂。所习官话，均以学部所定《圣谕广训》为标准，自编课本有《关外官话课本》等，都是 通俗易懂的白话文。2 不过，由于此事牵涉广泛、难度空前，实践起来自非易事。存在种种不足，自属难免。特别 是广大的少数民族长期聚居的地区，究竟如何才能卓有成效地开展汉语教学，而同时又能保证其 很好地传承自身的民族语言文化，这是需要长期探索和研究的难题，在预备立宪运动的阵阵催生 曲中，这些工作虽得以不断展开，但其实多还缺乏足够的酝酿和扎实的准备。匆忙上阵，往往存 在“操切”问题，如汉语教学效果不佳，师资奇缺，学生茫然不解、纷纷逃学等，这在川边藏区 开办的官话学堂、藏文学堂里，就时有发生。3 新疆也有类似情况，当地维吾尔、哈萨克等族儿 童，因“语言隔阂，学习困难”，阿訇和家长不予支持等，也多视“上汉文学堂为畏途。家贫者 逃匿不去，富有户则雇人代读，当时称之为‘当学差’”4等等，不一而足。但尽管如此，我们还 是应该看到清末边疆民族地区尝试国语教学的成效和积极意义。以川藏边的官话教育为例，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初，这一地区“略通汉语之藏民，悉此时期之官话校学生也”，5 由此可见成效之 一斑。至于其意义，则更体现在对于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推动上。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清末国家通用语文的构建、实践与现代中华民族意识早期发轫之间的历 史关联。现代中华民族意识由传统“中国人”的意识积累转化而来。清朝入关后，其上层统治者 的“中国认同”迅速强化。他们不仅从国家层面自称“中国”，认定包括满、蒙、藏、回等人在 内的所有清朝臣民都属于“中国人” ，还对此前数千年的中国历史文化的主体（以汉文化为代表）， 明确加以认同，特别是明确将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根本理念，对传统的帝系帝统自觉加以接续， 并以中华儒学正统自居，确然自认清朝就是自古即今中国的一个朝代。这一认同，就使得满人乃 至满蒙旗人将汉语汉文视为理所当然的自家之物。从康熙时代起，清朝就一致提倡官话教育，而 满蒙官员也以熟练掌握官话为荣。这正是时至晚清，“官话”逐渐转化为现代通用语之“国语” 的一个强大的文化内因和动力。这种认同的情感和文化力量，以往学界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其实 它对我们理解清末通用语言文字构建与现代中华民族意识兴起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从官 话认同到现代通用语的“国语”认同，与从传统中国认同转向立宪中国或近代中国认同，由传统 的“中国人认同”转向“近代中国人认同”或称“中国民族/中华民族认同” ，正是相伴而来，它 们属于彼此涵育、相互推动的历史相关物。 我们有趣的发现，标志着汉语开始享有国家通用语地位的《奏定学堂章程》，恰恰也正是“中 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地理”等新兴“中国认同”概念首次大量涌现、联袂而来的官 方法律文本。作为近代中国人，作为平等的立宪国民，不得不具有相互沟通的语文纽带，这也正 是现代“国语”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们所不断鼓吹的理由。而现代“国语”构建的发展，反过来又 必然强化近代中国人的整体观念和大民族意识、国族意识。众所周知，1902 年，立宪派代表梁 启超已开始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不过当时所指还是汉族，次年，他便又提出“吾中国言民族 1 吐鲁番厅官立第二初等小学堂学务要略表，年月不详（吐鲁番厅官立第二初等小学堂设立于光绪三十三年）， 《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 36 册，第 283 页。 2 张敬熙：《三十年来之西康教育》上册，长沙：商务印书馆 1939 年，第 19-41、75-76 页。 3 张敬熙： 《三十年来之西康教育》上册，第 79 页； 《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0 年， 第 388 页。 4 马戍基：《略述乌鲁木齐县教育事业的兴起与发展》 ，龙井义主编： 《清末民国新疆社会文化研究资料汇编》，北 京：民族出版社 2014 年，第 45-46 页。 5 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 ，雅安：建康日报社 1942 年，第 114 页。 23 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认为“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 组成一大民族”，乃所有中国“有志之士所同心醉”的共同理想，1 不过当时和随后几年，他一 般称这个“大民族”为“中国民族”。1906 年，立宪派代表杨度，接续和发展了梁启超的“中 华民族”用法，将汉满蒙回藏“五族大同”组成现代“中华民族”，视为中国国民进一步整合发 展的目标。2 这可视为现代中华民族意识已然萌生的标志。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笔者曾指出过的，在清末，从“语言统一”等现代民族观念角度，率先 论证满汉民族乃至全体中国人皆为一大国民共同体或“民族”的，正是满蒙官员和满蒙留日学 生。如 1908 年，前文提及的满人御史贵秀就指出：“时至今日，竞言合群保种矣，中国之利害满 与汉共焉者也。夫同舟共济，吴越尚且一家，况满汉共戴一君主，共为此国民，衣服同制，文字 同形，言语同声，所异者不过满人有旗分无省分，汉人有省分无旗分耳”。3 1907 年，满蒙留日 学生创办《大同报》，鼓吹立宪改革，提倡汉满蒙回藏“五族大同”，在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史上， 占有重要地位。如满人穆都哩和乌泽声，就都明确论证认为，不仅满汉之人为“同民族异种族之 国民”，而且全体中国人也都属“同民族异种族之国民”。其“言语、风俗间有不同之处，有时 而同化也”；“民族以文明同一而团结，而种族则以统一之血系为根据”，他们强调，中国各族 人民，“准之历史之实例，则为同一之民族，准之列强之大势，则受同一之迫害，以此二端，则 已足系定其国民的关系矣”。4 此种现代中华民族观念之先声，早在清末时就已经能有如此形态， 恐怕有点会让今人感到吃惊。不仅如此，革命党人的“排满”观念也在与立宪党和清廷的互动中 发生了一定变化，辛亥革命前夕，“五族共和”思想已在革命党的核心层产生并占据重要地位， 这一点，近年也得到发现和明确揭示。如 1911 年 3 月 11-12 日，同盟会实际负责人刘揆一在《民 立报》发表《提倡汉满蒙回藏民党会意见书》一文，就公开主张各族人民要共同组成革命党，联 合进行革命，然后共同组建共和政府。这就为民国建立后“五族共和”思潮的迅速流行奠定了思 想基础。 清末时，中国传统汉文中的“民族”一词，也在对应“nation”的过程中，通过中、西、日 互动，转化称一个现代概念，成为一个由政治上平等国民为基础构成的政治、文化共同体的指称。 其最高层次，与“国族”同义。而现代意义的“国族”概念词符，也在清末时应运而生。5 凡此， 都为现代中华民族意识的萌生创造了思想条件。 实际上，清末国家通用语意义的“国语”概念形成及实践构建尝试，国语运动的国家倡导和 组织开展本身，不仅构成为现代“国族”意识也即现代中华民族意识早期自觉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对这一意识最终的结构性整合，还具有某种先导和建设意义，起到一种积极的推进和形塑作 用。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伦伯知理之学说（二）》 ，汤志钧、汤仁泽编： 《梁启超全集》第 4 册，北京：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2018 年，第 214-215 页。 2 杨度：《金铁主义说》 ，《杨度集》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第 373-374 页。 3 贵秀：《奏为满汉畛域化除敬陈管见事》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十日，录副奏折，档号 03-5745-055。 4 参见乌泽声：《满汉问题》 ，《大同报》1907 年第 1 期，第 53-102 页；乌泽声： 《论开国会之利》，连载于《大同 报》1907 年第 2 期第 33-52 页、第 3 期第 1-38 页、第 4 期第 1-30 页；穆都哩：《蒙回藏与国会问题》 ，《大同 报》1907 年第 5 期，第 47-62 页。 5 有关详细论述，可参见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第 83-94 页。 1 24 【 《国外族群研究动态》公众号】第四期 Nationalist Passions《民族主义激情》 Stuart J. Kaufman（著）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5 年 书籍简介： 从种族灭绝暴力、内战到抗议运动及民主国家的和平争吵，民族主义和种族冲突可以采取多 种形式。《民族主义激情》这本书对政治冲突的极端理性主义理解提出了严峻挑战。Stuart J. Kaufman 阐述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种族政治理论，以解释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会爆发种族暴力， 以及如何在其他情况下维持和平。他的核心观点是，社会中广泛流行的“象征性倾向”（即各种 偏见）和对威胁的看法是引发冲突的关键原因。这本书获得了美国政治学协会政治心理学科颁发 的 2016 年 Robert E. Lane 奖，2017 年国际研究协会族群、民族主义与移民分会（ENMISA）颁发 的年度杰出图书奖和 2017 年国际安全图书奖。 作者简介：Stuart J. Kaufman，美国特拉华大学政治科学与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奥地利维也纳外 交学院的教授讲师，曾在肯塔基大学任教，并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教授国际安全事务、 外交、美国外交政策、种族冲突和俄罗斯政治等课程。他的《现代仇恨：民族战争的象征性政治》 （此书赢得了 2003 年格劳迈尔改善世界秩序思想奖）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他还共同编辑 了《世界历史中的权力平衡》。 书籍介绍: 过去对于民族冲突和民族内战的研究，往往是顺应极端理性主义对政治冲突的理解。这些研 究都主张政治行为是理性的。而作者则以对印度独立运动、苏丹第二次内战等各种案例的新解释 为支撑，提出将情感和感知置于理解的核心位置，而不是理性选择和战略利益。作者认为，人们 的政治行为依赖于自己的偏见、价值观和情绪。基于这一洞见，作者提出“象征性政治理论” （Symbolic Politics Theory）。 作者在引言与第一章建立理论，提出了分析民族冲突时需要考虑的文化、社会心理、公共舆 论、威胁感知和领导力与组织因素，并用象征性政治理论将这些因素贯穿起来。 25 随后，作者在第二到第七章选取了六个研究案例加以分析，以阐释理论并检验其合理性。首 先，他研究了几例高度暴力事件，包括 20 世纪 70 年代初开始以基督教徒为主的菲律宾政府与该 国南部的穆斯林之间的战争，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苏丹种族战争和 1994 年的卢旺达种 族灭绝事件。此外，作者还分析了领导者以非暴力形式解决种族冲突的情况，以检验象征性政治 理论的解释力。在印度的案例中，圣雄甘地发动了一场公开的非暴力运动，但未能阻止穆斯林印度教社区暴力的兴起。在南非的案例中，纳尔逊·曼德拉和 F. W. 德克勒克结束了种族隔离 制度，但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谈判进行期间有一万五千多人丧生。最后，作者预见了一个可 能存在的对象征性政治理论的批评：也许偏见太普遍了，无法解释民族暴力的变化。因此，他选 取坦桑尼亚作为案例，对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乎没有种族暴力的族群多元化国家（即作者所 说的“健康的政治体”）进行研究。 在结论部分，作者重申并总结了本书的研究结果，强调了象征性政治理论对解释从坦桑尼亚 的和平到卢旺达的种族灭绝等各种族群关系的有效性。 在理论贡献方面，作者所采用的象征性政治理论跳出了理性主义逻辑，提供了一种新的政治 思维方式。虽然关于族际冲突的写作一直在强调族群政治更多的是由情感而非理性选择驱动的观 点，但《民族主义激情》是少数围绕这一观点建立理论的著作。这是一个重要洞见，因为对冲突 过程——特别是冲突解决——的理解以对政治选择和政治行为的理性主义理解为前提。此外，这 些变量之间相互影响，最终会抑制或加剧政治体系中的冲突动态。因此，本书提出的理论更像是 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变量所组成的动态系统，伴随着特定变量的变化及其对其他变量的影响，在 不同的时间乃至同一个案例中，产生不同的结果。 作者同时指出，象征性倾向的存在并不足以解释政治结果。我们还需要了解被群体所感知的 威胁的种类、可选的领导者的性质以及可用来动员的不同种类集体行动的组织类型。这些变量存 在于社会的不同层面。因此，只有结合对精英、广大个体和社会组织结构的观察，才能更好地理 解族群政治的结果。 作者为了说明自己的理论并检验其合理性，所选取的六个案例研究全部来自发展中国家，涵 盖了尽可能广泛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以及民族、宗教、种族和国家群体之间的关系模式，体现了 一种“最不同系统（most different systems）”的方法。 本文编译整理自： Ayres, R. William. 2016. “Symbols before Reason: Explaining Ethn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18（4）：717–19. 延伸阅读： Gurr, Ted Robert. 1993. Minorities at Risk: A Global View of Ethnopolitical Conflicts.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处于危险的少数族裔：全球视野中的族群政治纷争 Haidt, Jonathan. 2012. The Righteous Mind: 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 New York: Pantheon. 正义之思：为何良善之人被政治与宗教分离 Horowitz, Donald L. 1985.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族群纷 争 Kaufman, Stuart. 2001. Modern Hatreds: The Symbolic Politics of Ethnic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现代仇恨：族群战争的符号性政治 Lake, David, and Donald Rothchild. 1996. “Containing Fear: The Origins and Management of Ethnic Confli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1 (2): 41-75. 饱含害怕：族群纷争的起源与管理 （编译：贾一鸣，责编：邱昱，排版：贾一鸣） 26 【 《国外族群研究动态》公众号】第五期 Intersectionality as Critical Social Theory 《作为批判社会理论的交叉性》 Patricia Hill Collins（著），杜克大学出版社，2019 年 书籍简介： 在《作为批判社会理论的交叉性》一书中，作者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发展了一套有关 交叉性的分析工具，这一分析框架旨在将社会不平等问题理论化，并由此促进社会变革。虽然大 家普遍意识到，交叉性这一概念有助于阐明当代社会问题，但正如柯林斯所指出的，它尚未发挥 其作为批判社会理论（critical social theory）的作用。柯林斯认为，为了让交叉性充分发挥力量， 实践这一概念的人们必须批判性地反思它潜在的假设、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作者将交叉性置于 从法兰克福学派到黑人女权主义思想的理论传统中，并与这些传统进行对话，以强化交叉性的定 义并突出其独特的批判性特质，从而对交叉性重塑世界的潜力进行了广泛探讨。 本书被 Choice 杂志评选为 2020 年杰出学术著作（2020 Choice Magazine Outstanding Academic Title）。 作者简介： 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是美国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社会学杰出名誉 教授。作为交叉性理论的奠基者之一，她的研究涉及种族、阶级和性别等领域。柯林斯曾任美国 社会学协会第 100 任主席，也是第一位担任该职位的美国非洲裔女性。著有《黑人女权主义思想： 知识、意识和赋权政治》（Black Feminist Thought: Knowledge, Conscious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 1990），《从黑人权力到嘻哈：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女权主义》 （From Black Power to Hip Hop: Racism, Nationalism, and Feminism, 2005），《论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 （On Intellectual Activism, 2012）等。 书籍介绍： 交叉性这一概念发展于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时期。这一时期涌现了诸多反抗既有 权力体系的社会运动，包括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反殖民斗争、全球妇女运动、民权运动等。 交叉性将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父权制、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造成的问题视为相互关联，从而为 看待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变革的可能性提供了新的视角。尽管交叉性的想法在学术研究和实践领域 得到了广泛运用，但其理论潜力尚未充分发挥。在《作为批判社会理论的交叉性》一书中，作者 致力于将交叉性发展成为一种批判社会理论（critical social theory），并提供相应的分析工具，以 帮助理解、批判并最终改变权力体系交叉造成的社会不平等状况。 27 这本书包括四个部分。作者在第一部分追溯了交叉性和批判性理论的历史。第一章考察了 交叉性内部的认知基础和研究动态，并区分出学者、活动家或实践者在使用交叉性概念时常见的 三种思维，即交叉性作为一种隐喻、一种启发式思考和一种范式。在此基础上，作者探讨了交叉 性认知模式的核心结构和重要前提。第二章研究了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三种批判社会理论 流 派 — — 法 兰 克 福 学 派 （ 1930s-1940s ） 、 英 国 文 化 研 究 （ 1970s-1980s ） 和 法 国 社 会 理 论 （1950s-1960s），它们从不同的视角理解“何为有批判性的”（what it means to be critical）的含 义，对于理论化交叉性的批判有着不同的影响。在柯林斯看来，批判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理论的内 容或者方法论，还在于该理论与其他话语的对话及其在权力关系中的定位。 第二部分提出了“智识反抗”（intellectual resistance）概念，以探索交叉性与权力的关联。 第三章分析了批判性种族研究、女权主义和去殖民化知识项目中不同形式的智 识 反抗。尽管这 些理论并不属于学术界通常定义的批判社会理论范畴，但智识反抗的前提预设使得它们具有更广 泛的批判思想。这些理论活跃于学术圈内外，都曾有过政治激进主义（political activism）的历史。 它们凸显了社会行动在社会知识的理论化中的重要性，对于交叉性的理论化有着独特的借鉴意 义。第四章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两方面探讨了智 识 反抗如何帮助我们反对种族主义、性别歧视、 阶级剥削等社会现象。交叉性位于更广泛的认识论框架中，这些框架规定了什么才算是理论以及 如何评估理论的定义。认识论涉及权力关系，在知识的社会建构中具有规范作用。交叉性引入了 “对话参与”（dialogical engagement）的方法论并以此展开批判，具有挑战认识论背后的权力关 系的潜力。 第三部分主张将社会行动视为一种认知方式。西方社会理论倾向于将社会行动及其产生的 经验解释为数据，而交叉性理论看到了通过社会行动和经验生产知识、建构理论的可能。第五章 将黑人女权主义思想和美国实用主义置于对话中，呼吁重新思考经验和共同体的意义：经验是对 社会世界的理解和在其中采取行动的方式，而共同体提供了一个有关社会结构和集体行为的分析 框架。这些论述为交叉性的理论化提供了参考。第六章通过考察法国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娃 （Simone de Beauvoir）和美国非洲裔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保利·默里（Pauli Murray）的作品， 比较了两位女权主义知识分子对压迫或自由问题理论化的不同方式。波伏娃使用传统的哲学式的 类比推理，而默里通过经验和社会行动展开批判性分析。这一部分共同展示出对话参与方法对于 交叉性理论的重要性。 第四部分审视了交叉性理论的两个核心结构：关系性（relationality）和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种族、性别、阶级和其他权力体系的相互关联是交叉性思想的基本理念，但已有研究 对于关系性本身的思考较为欠缺。在第七章中，作者提出了关系性思维的三种形式，即添加 （addition，添加其他类别，通常见于对交叉性的启发式使用）、接合（articulation，连接话语和 权力，通过组合创造新的事物）和共构（co-formation，相互建构），从而将交叉性研究中的关 系性概念化，更好地解释不同权力体系的关联过程。第八章分析了作为交叉性前提预设的社会正 义。作者以优生学（eugenics）为例，论证了优生学背后与交叉性相似的关系性逻辑。但是，优 生学曾经为极端民族主义所利用，缺乏对于社会正义的承诺。由此作者主张，为了使交叉性理论 成为社会变革的有效武器，我们需要持续、清晰地强调社会正义这一重要的伦理承诺。 延续长期以来在交叉性领域的研究活动，柯林斯在这本最新的专著中进一步扩展了交叉性 作为批判性社会理论的潜力。交叉性位于批判性分析和社会行动的交叉点。它不仅可被用来解释 和批评现有的社会不平等，同时也可被用来关注创造改革和转型的可能性。 毋庸置疑，这本书关注交叉性的历史、挑战和未来，它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具有较高的价值。 首先，这本书审视了交叉性理论的前提假设、认识论和方法论，阐明了将交叉性发展成为批判社 会理论的核心概念和指导原则（Brewer，2021：1006）。这本书在不同章节对交叉性的核心结构， 包括关系性、权力、社会不平等、社会情境、复杂性和社会正义等，进行了深入讨论。与此同时， 作者在书中对上述交叉性理论的核心结构进行了批判性的自我反思，这对于质疑学术界日益增长 的教条主义非常重要（Amelina & Schäfer，2020：1478）。 28 其次，这本书大量使用了对话参与的思维方法，将看似不同的概念、现象和思想流派相互关 联（Brewer，2021：1007；Fisher，2022：389）。例如，交叉性与西方传统批判社会理论流派的 对话、波伏娃与默里的比较研究等。实际上，对话参与也是柯林斯倡导用于发展交叉性理论的方 法论。 最后，虽然交叉性理论旨在批判不平等并推动社会变革，但社会变革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这 本书并没有给出回答（Brewer，2021：1007）。换句话说，交叉性尚未充分解释社会转型。此外， 交叉性和批判社会理论这两个术语仍然是模糊的，或者说是开放式的。尽管柯林斯没有在书中给 出何为交叉性的本体论论证，但这本书奠定了交叉性思想的理论基础，为思想家和活动家提供了 “重要的知识、政治和伦理赋权工具”（Collins，2019：18）。总的来说，这本书具有鼓舞人心 的力量，为那些深受多重压迫的人们提供了如何采取集体行动的希望（Amelina & Schäfer，2020： 1480；Sarkisian，2021：154）。 本文采编整理自： Amelina, Anna & Schäfer, Jana. 2020. "Intersectionality as Critical Social Theory by Patricia Hill Collins. "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43: 8: 1478-1480. Brewer, Rose M. 2021. "Intersectionality as Critical Social Theory by Patricia Hill Collins.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7 (3): 1005-1007. Collins, Patricia Hill. 2019. Intersectionality as Critical Social Theor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Fisher, Lilly. 2022. "Book Review: Intersectionality as Critical Social Theory by Patricia Hill Collins. " Women's Studies 51 (3): 389-391. Sarkisian, Natalia. 2021. "Book Review: Intersectionality as Critical Social Theory by Patricia Hill Collins." Gender & Society 35 (1): 152-154. 延伸阅读： Collins, Patricia Hill. 2015. "Intersectionality’s Definitional Dilemma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1(1): 1-20. 交叉性的定义困境 Collins, Patricia Hill, and Sirma Bilge. 2020. Intersectionality (Key concepts)，2nd edition.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交叉性（关键概念，第 2 版） Hancock, Ange-Marie. 2016. Intersectionality: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交叉性：一部思想史 （编译：马乐美，责编：邱昱，排版：刘艺林） **********************************************************************************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 1 期-第 369 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