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297期.pd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第 297 期 2020 年 2 月 15 日 ※※※※※※※※※※※※※※※※※※※※※※※※※※※※※※※※※※※※※※※※※※※※※※※※※※※※※※※※※※※※※ 目 录 【论 文】 江山如此多娇——1930 年代的西北旅行书写与国族想象 沈松侨 清代至民国时期康区的汉藏通婚研究 邹立波 ☆☆☆☆☆☆☆☆☆☆☆☆☆☆☆☆☆☆☆☆☆☆☆☆☆☆☆☆☆☆☆☆☆☆☆☆☆☆☆☆☆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Sociology Socie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论 文】 江山如此多娇 ——1930 年代的西北旅行书写与国族想象1 沈松侨2 提要：一般而言，国族的建构有其明显的空间面向。国族认同通常都与一块边界明确的地理疆域 紧密相联，国族成员也是藉由对此国族疆域的分享，而相互凝聚为一整体。本文便是透过对 1930 年代大量西北旅行书写的文本分析，探讨近代中国国族疆域的想象过程。 1930 年代，中国面临外敌交侵的深重危机，开发西北、巩固边防的呼声应运而生。许多来自 内地大都会的知识分子，便是在“救亡图存”的国族主义意识形态激励下，深入中国西北地区考 察游历。这些旅行者，利用一套“自然国族化”的领域性技艺，把西北这块长期位于华夏世界之 边缘，族群、文化极其繁复多样的广大地域，形塑成为中国国族“地理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他们所书写的旅行记述中，西北地区一方面被表述为中华民族发祥起源，孕育中国国族独特精神 与本真价值的“家园”；同时，西北地区的特殊地景也被纳入一套国族化的历史叙述，被再现为 铭刻着国族记忆的“神话地景”。经由这样的论述策略，西北遂从一块物质性的地理空间，转化 而为中国国族成员共同感情与集体认同所寄寓的象征空间。 不过，西北地区国族疆域化的过程，同时却也是一个内部殖民的过程。在以汉族知识分子为 主体的旅行书写中，西北地区的异质人群与文化，虽然被整编纳入一个同质、连续的国族共同体 之内，却又只能是国族教化、规训的客体。1930 年代西北旅行书写所想象出的中国国族，究其实 质，依然只是披着国族外衣的帝国。 关键词： 近代中国 国族想象 国族疆域 旅行书写 西北地区 一、前言 1875 年，当瑞士国内正为如何建构一套稳固的国族认同，陷入一场聚讼纷纭、扰攘不安的 激烈论争之际，曾经对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伯伦知理（Johann-Kaspar Bluntschli, 1808-81），特别撰文指陈疆域（territory）与国族建构之间的密切关系： 如果说瑞士人拥有特殊的民族性，那么这种感觉必然是来自他们美丽的家园 (homeland)。……瑞士之外固然也有着高山大川、浩瀚汪洋，然而，唯有瑞士人的家园才能构 成如此一个圆融完整、多彩多姿的自然整体，从而在她的土地上逐渐发展出一种共同家园的特 殊感觉。这块土地上的居民，即使散居不同的山谷、说着不同的语言，这种感觉却能使他们作 为同一父祖之国(fatherland)的子孙，而凝聚起来。3 伯伦知理这段话，充分说明了作为一种地理空间的疆域在形塑国族认同上的重要作用。事 实上，当十九世纪后半，关于国族的文化想象在欧洲开始出现时，疆域即已被视为国族不可或缺 的组成要素。对德国国族主义运动的先驱赫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1744-1803）而言， 1 本文原刊载于《台大历史学报》第 37 期（2006 年）。 作者为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荣退副研究员。 3 Johann-Kaspar Bluntschli, Die schweizerische Nationalität (Zurich: Rascher und Cie, 1875), 11; cited from Oliver Zimmer, “In Search of National Identity: Alpine Landscap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wiss Natio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0:4 (Oct. 1998), 651. 2 1 国族正是人民与其疆域之间紧密连结的自然产物。1许多研究国族与国族主义的学者，在界定国 族的意义时，也都会把疆域当作国族构成的重要环节。Montserrat Guibernau 便认为，所谓国族， 乃是“一个人群，他们自觉地形成一个社群，附着于一块明确区隔的疆域，有着共同的过去与对 未来的共同计划，并宣称其拥有自治自理的权利”。2 Guntram Herb 甚至强调，疆域安顿（situate） 了国族，赋予其稳固的根基与明确的边界；如果没有一块特定的疆域或家园，国族便无从想象。 3 由此侧面而论，国族，正如地理学者 David Storey 所言，是一个疆域的概念，国族主义也正是 一套有关疆域的意识形态。4 疆域对于国族之所以重要，固然有其现实的政治、经济功能。众所周知，现代国族国家需要 一块界线明确、相互毗连的疆土，来界定其遂行正当统治权力的范围。同时，疆域作为一块由土 壤、空气与水分所构成的实体物理空间，也为国族成员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资 源—一种 Jan Penrose 所谓之空间潜在的物质力量。5 不过，上举伯伦知理与赫德两人所着重的，显然是与此有别的另一面向。相较于其物质力量， 疆域更为重要的作用，实系之于其所能掌握与动员之潜在的感情力量。现代国族国家与前现代的 帝国，同样都建立于特定的地理空间之上，但是，如 Perry Anderson 所指出者，迟至十七、十八 世纪，欧洲绝对主义国家统治的正当性基础，依然来自王朝传承的原则，而非疆域的观念。6 王 朝奄有的土宇，只是统治者一家一姓的私产，而非国族成员所共享的神圣疆域；其所统摄的，只 是由无数具有高度歧异性的社会、文化单元所构成的异质空间。7反之，近代意义的国族疆域则 是经由国族成员在感情、经验、记忆、意图与欲望上的深切投注，从抽象而开放的“空间”，被 转换成封闭而具同构型的“地方”（place），并成为个人与集体认同的一项重要标志。8 用地理学者 Robert Sack 的论点来看，这种转换，是透过“领域性” （territoriality）的地理策 略，被建构出来的社会产物。Sack 所谓的“领域性”指的是：个人或群体藉由区划并宰制一块 被称作“疆域”的地理区块，来对人们、现象与关系，遂行其影响与控制。它是一种创造并维持 特定地理脉络的机制，我们便是透过这些脉络来体验世界并赋予其意义。9就此而言，国族打造 过程中的一项核心问题，乃是如何有效动员特定的领域性策略，俾将物质性地理环境，转化而为 国族的象征性空间（symbolic space）。一如研究国族主义的知名学者 Hans Kohn 所言，我们对“家 园”的挚爱，并不是一种“天生自然”的现象，而是历史与思想发展的人为产物。正是国族主义 的意识形态，才要求我们“认同于那些数以百万计，而且我们永远不会熟识的人们的生活与期望； Jan Penrose, “Nations, states and homelands: territory and territoriality in nationalist thought,”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8:3 (2002), 286. 2 Montserrat Guibernau, Nationalisms: The Nation-State and National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6), 100. 3 Guntram H. Herb, “National Identity and Territory,” in Guntram H. Herb and David H. Kaplan eds., Nested Identities: Nationalism, Territory, and Scal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9), 17. 4 David Storey, Territory: The Claiming of Space (Harlow: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1), 65. 5 Jan Penrose, “Nations, states and homelands: territory and territoriality in nationalist thought,” 278- 79. 6 Perry Anderson,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 Verso, 1979), 39. 7 一个明显的例证，便是鄂图曼土耳其帝国。鄂图曼帝国实施 millet 制，帝国内部分成许多由不同宗教组成的 社群，各自有其不同的法律系统。参见 Steven Grosby, “Territoriality: the transcendental, primordial feature of modern societies,”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2(1995), 145. 8 Chris Barker,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0), 276. 关于“空间”与“地方” 的分殊，参看段义孚着、潘桂成译，《经验透视中的空间和地方》(台北：国立编译馆，1998)，49；Nike Crang 着、王志弘等译， 《文化地理学》(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4)，第八章，133-58。 9 Robert D. Sack, Human Territoriality: Its theory an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9, 219. Sack 对疆域的看法，显然偏向建构论的立场，至于主张根基论的学者，则往往将人类的领域性现象，视为一 种“本能” ，如 Steven Grosby 便认为领域性是现代社会一种根基性、超越性的特质。See Steven Grosby, “Territoriality: the transcendental, primordial feature of modern societies”. 1 2 认同于一块我们或许永远不可能全部亲身践履的疆域”。1 一般而言，国族主义者最为习见的领域性策略，便是挪用人与土地之间根基性纽带 （primordial attachment）的隐喻，将国族的神话式历史与其疆域紧密地连结起来。Jessica Evans 认为，国族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2 其与宗教社群等前现代共同体最大的区别，端在于其独特 的想象方式：现代国族国家想象其人民是被系结在同一块疆域之上；经由这种想象，国族变成“一 块已被历史化之疆域的占居者，也是一个已被疆域化之历史的主体”。3 Anthony D. Smith 则将 此一想象过程，称作“记忆的疆域化”（territorialization of memory）。他强调，任何国族都必须 诉诸历史性的地理，作为支撑其存在的有力理据。他们因偶然机缘而占居的领土，必须被转换成 历史的必然，土地本身也必须变成一个列祖列宗世代相传的“家园”。在这块“历史的土地”上， 土地与人民交互影响，彼此形塑，绵延无数世代。“家园”则成为国族群体历史记忆的贮存所， 一块“我们的”先圣先贤、英雄豪杰生活于斯、劳动于斯、祈祷于斯、战斗于斯的“诗意空间” （poetic space）。藉由这样的想象与论述，“自然”本身遭到国族化，特定的地理特色与地景， 成为国族歌颂仰慕的对象；而国族共同体及其历史，也在同一过程中被“自然化”，它的发展， 被视为自然秩序天经地义的一部分。唯有如此，国族的土地与地景，才能激发人民大众的认同效 忠与大规模的犠牲奉献；群体内部原本多元歧异的人口，也才能被融铸成为一个“国族”。 4 Walker Connor 更特别指出，在“家园”的隐喻中，透过“血与土”(Blut und Boden)的强大结合， 国族的疆域与“祖先”、“家庭”等根基性信念纠结混融，被当作是国族群体的文化坩锅与地理摇 篮，从而催发其群体成员无比强烈的感情力量。5在这种论述策略的形塑下，国族疆域所指称的， 已不仅仅是一块土地实体，同时也是国族共同体成员于其内为共同目标团结奋斗的文化空间；更 是一个赋予特定价值与意义，维系群体凝聚与成员归属的“根源隐喻”(root metaphor)。6 这也正 是何以所有现代国族国家莫不将其领土视为不容分割、不可侵犯之神圣事物的缘由。7 从许多不同知识门类与文化实践，我们都可以发现国族主义领域性策略运作的痕迹。最突出 的例证，当然是以空间为主要探讨对象的地理学。自其于 1870 年以后陆续在欧洲各大学取得正 式学科的合法地位伊始，地理学便与各国的国族主义计划纠结纒绕，构成一套相互支撑的紧密共 生关系。新兴的地理学者在阐述这门新学科的思考架构时，几乎无一可免地陷入其对自身母国之 特殊关怀与偏爱所交织而成的网络之中；他们甚至将界定本国的国族认同，并赋予其坚实丰厚的 实质内涵，视作个人别无旁贷的神圣职责。8 Hans Kohn,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A Study of Its Origin and Background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6), 8. 2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83, revised edition, 1991). 3 Jessica Evans, “Introduction: N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in David Borwell and Jessica Evans eds., Representing the Nation: A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1-2; 引文见 Tony Bennett, The Birth of the Museum: History, Theory,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141. 4 Anthony D. Smith, Myths and Memories of the 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51,159; National Identity (Reno: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1991), 9-10. 5 Walker Connor, “Homelands in a World of States,” in Montserrat Guibernau and John Hutchinson eds., Understanding Nation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1), 53. 16 Dipankar Gupta, Culture, Space and the Nation-State: From Sentiment to Structure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2000), 120-21. 7 以近代中国为例，1919 年五四运动期间，罗家伦为游行学生所拟的著名口号：“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 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 ，便充分流露出这样的感情与意识。 8 关于地理学与国族建构的关系，参见 David Hooson ed., Geography and National Identity (Oxford: Blackwell, 1994). Charles Withers 曾以苏格兰为个案，探讨地理知识如何被用来形塑时人对国族的理解，见 Charles W. J. Withers, Geography, Science and National Identity: Scotland since 15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在这 方面，近代中国也不例外，1909 年凌廷辉于所编新式地理教科书中，便是以国族主义的领域性论述，来证成 1 3 除了地理学这类严肃的学院知识之外，绘画、音乐与地图等不同文化形式对国族疆域的再现， 也都从各个不同侧面，对国族的建构，发挥了推波助澜的强化作用。1这些不同类型的“文化铭 刻”（cultural inscriptions）所产生的效应，使得“国族”此一想象的产物，得以在日常生活与日 用语言中，化为几可触摸的具体存在。2 以绘画而言，Stephen Daniel 讨论过英、美两国画家以 其特殊风格描绘本国地景之风景画，所形塑出的独特国族认同。3在音乐上，十九世纪捷克作曲 家史麦塔纳（Bedrich Smetana, 1824-1884）所谱写的交响诗组曲《我的祖国》，对捷克国族主义 运动的重大贡献，也是一般人耳熟能详的著名事例。至于地图在建构国族上的重要作用，更是相 关学者极为注意的焦点。Liisa Malkki 便曾探究过现代国族国家中，人民与疆域之间的认同关系 是怎样透过地图的视觉技术，而被创造出来，并被自然化。4 Thongchai Winichakul 也对近代泰 国在由一个仅具模糊边疆（frontier）、内部充斥着阶序性（hierarchical）异质空间的传统王朝， 转化为一个拥有明确边界（boundary）、并具高度同构型的现代“地理体”（geo-body）的国族打 造过程中，西方的现代地图绘制技术所扮演的决定性角色，有过十分详尽的论述。5 由于篇幅与个人学力的限制，本文当然无法对以上所述各类文化实践所蕴涵的领域性策略， 及其在近代中国国族想象过程中所产生的效应，进行全面的分析与检讨，而只能选取一批特殊的 文本——1930 年代大量出现，以西北地区为叙事对象的旅行书写，来对近代中国国族建构的此 一重要面向，从事初步的探索。 近年来，关于旅行与旅行书写的研究，渐次风行，蔚为学界瞩目的新兴课题。不过，西方学 者的相关论著，大抵深受 Edward Said“东方主义”（Orientalism）理论典范的影响，主要是在后 殖民论述的理论脉络中，探究西方人到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等非西方世界从事旅行探险及书写 的过程中，如何藉由对非西方“他者”的特定再现策略与叙事模式，回过头来建构并巩固西方世 界自身的帝国认同、殖民霸权与性别差异，6鲜少有涉及国内旅行与国族想象之关系者。7至若研 地理学知识的重要，他说：“嗟我中土，山河之美，卓绝全球，……尺土寸壤，皆先王先公之所经营，践土食毛， 正我子孙所当图报。欲折欧美之狡谋，而醒吾民之睡梦，不明地理，何所凭依？是欲发达我国国民之国家思想 者，当发达我国国民之地理知识也” 。见凌廷辉，《人生地理学 • 总论》(上海：新学会社，1909)，引见郭双林， 《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82。 1 Guntram H. Herb, “National Identity and Territory,” 48. 2 Ann Maria Alonso, “The Politics of Space, Time and Substance: State Formation,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3 (1994), 381-82. 3 Stephen Daniel, Fields of Vision: landscape imager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4 Liisa H. Malkki, “National Geographic: the Rooting of Peoples and the Territorializ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among Scholars and Refugees,” in Akhil Gupta and James Ferguson eds., Culture, Power, Place: Explorations in Critical Anthropolog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54-56. 5 Thongchai Winichakul, 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passim, esp. 113-27. Benedict Anderson 于 1991 年修订版的 Imagined Communities 一书中，也特辟专章讨 论人口普查、地图与博物馆在形塑国族想象上的重要作用。See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vised edition, 1991), chapter 10. 6 这一方面的重要著作有 Mary Louise Pratt,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Dennis Porter, Haunted Journeys: Desire and Transgression in European Travel Writ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James Duncan and Derek Gregory eds., Writes of Passage: reading travel writi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Steve Clark ed., Travel Writing and Empire (London: Zed Books, 1992)等书;以性别差异与殖民关系为讨论焦点的，有 Sara Mills, Discourses of Difference: An Analysis of Women’s Travel Writing and Coloni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Inderpal Grewal, Home and Harem: Nation, Gender, Empire, and the Cultures of Travel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Cheryl McEwan, Gender, Geography and Empire: Victorian Women Travelers in West Africa (Aldershot: Ashgate, 2000)。此外，涉及 西方人在近代中国游历及其书写者，则有 Sybille C. Fritzsche, “Narrating China: Western Travelers in the Middle Kingdom after the Opium War,” Ph. D. Disser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5; Nicholas Clifford, “A Truthful Impression of the Country”: British and American Travel Writing in China, 1880-1949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4 究近代中国族群现象与国族主义之中外学者，注意及此一面向的，尤属鳯毛麟角。1是斯篇之作， 或不无弥缝补苴之微劳。 另一方面，1930 年代的西北旅行书写及其对中国“疆域”的再现，所建构出的国族图像， 当然也并不是一幅如诗如画、和谐统整的锦绣美景。Robert Sack 一再指陈，领域性策略的运作， 乃是镶嵌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一块“疆域”的生成，必然蕴涵着特定的权力关系；领域性， 作为一种权力的地理表达形式（geographical expression of power），其所反映的，只是那些掌控着 领域性之设计与维持的优势人群的需求与价值。2易言之，“疆域”乃是一项人为的创造物，它是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被生产出来，并为特定的目标服务。文化地理学者 Don Mitchell 同样也强 调，“地景”是透过特定的社会关系被生产出来；它是一套意识形态，是一种对外在世界仔细筛 选与再现，从而赋予其一套特殊意义的过程。“地景”所发挥的作用，正是在引导、组织观赏这 些“地景”的受众，建构他们对居于强势地位之社会利益的认同与支持。3从这种角度观察，特 定“疆域”与“地景”的形成，殆为各种异质社会力量，彼此抗衡、妥协的结果。1930 年代的 西北旅行书写在建构一套特定的中国国族认同之际，其实也同时形塑或巩固了国族内部地区、族 群、阶级、性别等各类差异所构成的不均等的权力关系。因此，本文虽是以西北旅行书写与国族 想象为讨论焦点，仍将针对这批主要是由汉族知识分子所书写的文本，如何建构出一套阶序性族 群论述的复杂过程，稍作分疏。 二、 “美丽新世界？” ：开发西北声中的西北旅行书写 1930 年代，西北问题蔚为中国社会众所瞩目的焦点，不过，所谓西北地区的确切范围，却 是言人人殊，莫衷一是；4大体而言，较为通行的说法，则以当时行政区划下的陜西、甘肃、绥 远、宁夏、青海、新疆等六省之地为指称。5 就其历史地位与归属中国之时间先后而言，西北地 区的各个不同部分，盖有天壤之别。陕西、甘肃久隶中国本部，为中国文明之发源地，也是汉、 唐盛世的政治、经济、文化中枢。反观陕甘境外，自古以来，长城一线，判隔胡汉，嘉峪关以外 的辽阔疆土，尽属各类边疆民族活动建国的天地，双方接壤的瓯脱之地，更常沦为戎马征战的干 戈疆埸。直到清朝中期历经康、雍、干三朝前后数十年多次用兵，终于在十八世纪中叶将内蒙、 Michigan Press, 2001)。 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外，可见 Majorie Morgan, National Identities and Travel in Victorian Britain (Houndmills: Palgrave, 2001)。该书部分讨论到维多利亚时期英格兰人、苏格兰人与韦尔斯人于不列颠联合王国内部旅行的 情况，及其所形塑出的各类相异的国族认同。此外，相关的散篇论文，可见 St phane Gerson, “Parisian Litterateurs, Provincial Journey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Post-Revolutionary France,” Past and Present, 151(May 1996), 141-73; Thongchai Winichakul, “The Others Within: Travel and Ethno-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Siamese Subjects, 1885-1910,” in Andrew Turton ed., Civility and Savagery: Social Identity in Tai States (Richmond, Surrey: Curzon, 2000), 38-62. 1 笔者见闻所及，仅有 Jonathan Lipman 曾利用少量 1930 年代的旅行文本，讨论时人对“中华民族”的不同想象 方式。参见 Jonathan N. Lipman, “Zhonghua Minzu: Ethnic Unity and Plurality in Modern China,” paper prepared for the Workshop on RENEGOTIATING THE SCOPE OF CHINESE STUDIES, Santa Barbara, CA, March 13-15, 2000. 2 Robert D. Sack, Human Territoriality, 5, 19. 3 Don Mitchell, Cultural Geograph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2000), 99-100. 4 关于各家对于西北地区范围的不同说法，可参见张力， “近代国人的开发西北观”，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集刊》 ，18(1989)，164-67；胡平生， “近代西北史研究之回顾”， 《民国以来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论文集》(台 北：国立台湾大学，1989)，1611。 5 1934 年小说家张恨水作陕甘之游，撰为《西游小记》一文，开宗明义，劈头便说：“西北这两个字，包括得很 广，计有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绥远、新疆六省。 ”或足以反映斯时知识大众对西北地区的一般看法；见 张恨水， 《西游小记（一） 》， 《旅行杂志》8 卷 9 期（1934 年 9 月） ，7。1936 年《西北向导》第 17 期所刊“论 编撰西北年鉴”一文中也说： “近来始公认以绥、陕、甘、宁、青、新六省为西北之范围”。引见张力， 《近代 国人的开发西北观》 ，167。 7 5 青海、新疆等地纳入版图，并因应各地不同的族群文化条件，分置盟旗、伯克等制，略示羁縻， 与内地州县，共同构成一套复杂的多元帝国体制。及清季同光以降，外力交迫，变乱迭乘，清廷 为巩固边防，方于光绪十年（1884）将新疆正式建省。而内蒙之绥远、宁夏与青海等地，更是迟 至民国十八（1929）年，始由国民政府析置设省。1换句话说，西北的新、青、绥、宁广袤无垠 的土地，一直要迟至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才在打造现代国家（state-building）的国族主义计划 下，逐步被整合纳入“中国”的范畴之内。 不过，西北各地与中国的历史联系虽有长短久暂之别，但是在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内地社会大 众的心目中，整片西北地区无分远近，其所构成的，却是同样一个僻远荒凉、险恶阴森的边鄙意 象。1906 年裴景福自广州谪戍伊犁，道经陇西山丹县境，举目远望，“沙碛荒坡，人烟断绝，不 见一草一木，塞山负雪，寒威逼人，并哀鸿断雁而无之”。21924 年王桐龄应西北大学暑期学校之 聘，由京赴陕，所经豫陕交境处，“二百里间，岸上无市镇、无居民，惟时见水面上有粗笨之木 造货船往来，荒凉寂寞，彷佛入洪荒世界”。3 寥寥数语，便将关陇边地落后苦寒的萧瑟景象， 刻划殆尽。陕甘犹复如此，遑论重山遥隔的新、青等新附之区？1921 年，存吾为杭州人钱之万 新疆游记作序，便喟然感叹道：“杭为东南胜地，气候温煦，交通便利，文化发达；新疆位西北 边陲，寒暑剧烈，荒凉阻塞，人迹鲜少，文野之殊，盖有难言者”。4 西北地区所以在时人心目中留下如斯不堪的刻板印象，自有其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复杂背 景，而交通运输条件困难所造成的阻绝隔阂，要不失为一项重要因素。5 在现代铁公路出现之前， 旅行西北，大抵仰赖骡、马、骆驼等为负载之具，加以西北各地崇山峻岭、地势崎岖，沙漠草原、 重重险阻，远途跋涉，至为艰困。1925 年，北京大学校医陈万里随美国考古队赴敦煌考古，于 3 月 17 日乘大车自西安西行，4 月 5 日抵兰州，753 公里的路程，花了将近二十天的时间，当时人 却对其速度之迅捷惊羡不已，盖西兰一道沿途河流萦回、山峦峻峭，车行极为困难，通常行旅， 搭乘骡车或马车，约需一月始达，即轻装骑行，亦须二十五日之久，故一般人闻及西赴甘省，莫 不踌躇裹足。6 1933 年夏，上海《新闻报》记者顾执中号召同志，组织青海考察团，赴青游历。 其由兰州以赴西宁，既无火车，亦不通汽车，仅能骑骡循着千百年前玄奘及马可波罗等人所曾走 过的路径，跋山涉水，缓缓前进，共行六站，方抵 460 华里外的西宁。7 至若由内地遄赴新疆地 区，其曲折艰难的程度，尤属匪夷所思。裴景福遣戍新疆，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3 月底自广 州起程，次年 4 月初始抵迪化，全程不过 11,720 余华里，却耗费了超过一年的时间。8二十余年 后的 1932 年，外交部特派员吴蔼宸受聘入新，则是由天津搭船，假道日本，再转赴海参崴，搭 乘西伯利亚铁路以抵塔城，前后共行二十四日。对于这样奇特的旅行方式与其所反映的西北交通 问题，吴蔼宸不免感慨系之地说道：“应遵陆西征者，乃竟浮海东渡，经过日本、苏联，而后到 达我国西陲，此种旅行方式恐为他国所无，即此一端，可知西北之危机矣”。9 1 参见张力， 《近代国人的开发西北观》，167-68。 裴景福， 《河海昆仑录》(1909 年原刊；杨晓霭点校本，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208。 3 王桐龄， 《陕西旅行记》， 《地学杂志》，第 15 年秋期（1924 年 10 月），64。 4 存吾， “钱之万《到新疆之路》序”， 《地学杂志》，第 13 年 6/7 合期(1922 年 10 月)，51。 5 关于道路交通在国族整合上的重要作用，Eugen Weber 曾以 19 世纪法国为例，作过淋漓尽致的刻划，参看 Eugen J. Weber, Peasants into Frenchmen: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France, 1870-191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6 陈万里， 《西行日记》(原刊北京：朴社，1926；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重印本，2002)，37-50；参见高良佐， 《西 北随轺记》(南京：建国月刊社，1936)，收入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兰州： 兰州古籍书店，1990)，四辑 13 卷，129 册，162。 7 顾执中、陆诒，《到青海去》(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收入《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四辑 10 卷，126 册，136-60； 参见顾执中， 《战斗的新闻记者》(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221-22。 8 裴景福， 《河海昆仑录》，11。 9 吴蔼宸， 《新疆纪游》(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1。 2 6 由以上例证观察，1937 年顾颉刚于甘肃西南及青海西宁一带考察教育之后，所以会断言西 北最严重、最亟待解决的问题，乃是交通问题，自非无的放矢的无根游谈。1 可想而知，交通阻梗所造成的恶劣旅行条件，必定严重抑扼了内地都会地区知识大众深入西 北旅行游历的意愿与热诚。即便在风气渐开的 1930 年代，一般人对于远游西北，依然戒慎恐惧， 视为畏途。范长江于其《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便指出，一般人总觉得青海太过边荒，“入了青 海，至少有充军到西伯利亚那样的滋味” 。2 1934 年，上海知名小说家张恨水作陕甘之游，于筹 划西行之初，所闻所见，“只有扫兴的消息”，已不免于踌躇犹豫。事后追忆，依然深觉旅行西北， 备极艰辛，“比旅行东南各省，那真是天上人间” 。3 由于物质条件与心理因素的双重制限，近代中国内地的知识阶层，苟非遭逢奉使、仕宦、贬 谪等身不由己的境遇，殆鲜有主动涉足西北边地者。4 抗战前夕，顾颉刚师生一行旅行到甘肃边 境的渭源，当地人便对他说，自从大禹以后，还从没有过像他们这样的知识精英造访该地。5 纵 使是得风气之先，早于 1924 年即在北京倡组西北学会、发行《西北月刊》的马鹤天也自承，斯 时所得同志甚少，而曾经涉足西北、从事过实地调查者更是屈指可数，马本人便是尚未亲历西北 之一人。6 这种情况，长期积累，直到 1920 年代，无论政府当局抑或社会大众，对于西北地区 的实际情况，依然十分隔阂与无知，7 关于西北地区的记载与论述，也备受一般人的轻忽与漠视， 涉及西北的旅行书写，不但数量寡少，更罕有付梓行世的机会。曾经在民国初年两度深入新疆、 遍历天山南北的林竞，对于此等困境，尤具切身之体会。1916 年，林竞初游新疆，回到内地后 大力鼓吹开发西北，不料，“谈起西北两个字，听的人十个倒有九个要瞌睡”；1918 年，他将旅 行见闻整理成《新疆纪略》一书，商务印书馆却因销路不广，不肯代售。8 然而，这种萧条寂寞的景象，到了 1930 年前后，却骤然发生了戏剧性的重大变化。一时之 间，旅行西北蔚为风尚，各色各样的个人与团体相率投入前往西北考察游历的行列，他们所书写 的旅行记述，也成为报章杂志与出版机构争相刊载印行的热门商品；甚至许多写就多年，始终无 缘出版的旧作，也在这段期间，重获青睐，陆续梓行，与上引林竞所言乏人问津的窘况，形成极 其强烈的对比。端就具备书籍形式的西北旅游记述而言，其出版于 1928 至 1945 年间，而为目前 所尚能搜罗者，便不下四、五十种之多（参见附表一），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前此五十年间的同类 著述（参见附表二）。9这些游记，不乏先于报章杂志连载，再结集成书者，及其出版后，往往犹 顾颉刚， “考察西北后的感想——1938 年 10 月讲于中央政治学校附属蒙藏学校”， 《西北史地》，1984 年 2 期， 12-13。 2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天津：大公报馆，1937 年 12 月 9 版)，131-32。 3 张恨水， “西行小记(八)” ，《旅行杂志》 ，9 卷 4 期（1935 年 4 月），29； “西行小记(十一)”， 《旅行杂志》，9 卷 7 期（1935 年 7 月） ，65。 4 当然，这并不意谓内地与西北并无交通往来，反之，自古以来，由于商业、军事、宗教乃至犯罪、逃荒等因素， 内地汉人之旅行西北，乃至于当地安家立业者，为数至为可观，惟此现象，固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5 顾颉刚， 《考察西北后的感想》，13。 6 马鹤天， 《西北考察记 • 青海篇》（南京：国民印务局，1936；台北：南天书局影印本，1987） ，“自序” ，1。 7 民国初年的一段轶事，正可反映时人对西北地区的无知与陌生。1913 年，川、青（时归甘肃宁海镇守使管辖） 两省互争囊谦（玉树）之地（该地川名隆庆） ，交相驰电北京政府，而中央竟不知囊谦、隆庆实为一地，居然 判准隆庆归川、囊谦归青，由川甘两省派员会同划界。见马鹤天， 《甘青藏边区考察记》 （上海：中国边疆学会， 1947） ，第二编，384-85。 8 林竞， 《青海风土记序》，收于杨希尧， 《青海风土记》（西宁：甘肃西宁区公署印局，1928） ，收入《中国西北 文献丛书》 ，四辑 9 卷， 125 册，10。 9 1930 年代与西北相关的旅行书写，自然远远不仅此数，惟本文讨论范围主要集中于公开发行问世，且在性质上 属于游记文类的叙事性文本，因而若干过于专门而不具叙事性的学术与实业调查报告，如 1927-1930 年间黄文 弼于内蒙、新疆进行考古工作的报告与 1943 年罗家伦率领“西北建设考察团”赴西北考察后所出版的实业调 查报告，均非本文所能论及，分见黄文弼遗着、黄烈整理，《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 （北京：文物出 版社，1990）、罗家伦， 《西北建设考察团报告》（无出版地，1944） 。另一方面，1930 年代中共经历“二万五 千里长征”，于陕北建立根据地后，基于情势所需，也曾对西北各地的政治、社会、经济与族群状况进行过大 1 7 能引发读者抢购的热潮。以当时最为风行的《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为例。该书作者范长江于 1935 年 7 月，以天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名义，只身由成都出发，经川西、越大雪山，度陇南， 出入祁连山，沿河西走廊，绕贺兰山，以入内蒙，十余月间，足迹遍历陕、甘、青、宁、绥的西 北五省，行程约一万二千余里。沿途，他为《大公报》撰写了近百篇的旅行通讯，陆续发表后， 轰动全国，赢得巨大回响。1次年 8 月，范长江将这批西北通讯结集为《中国的西北角》 ，由大公 报馆出版。甫经发行，各界争购，初版数千部未及一月即行售罄，不得不赶印再版，至 1937 年 12 月，该书已连续发行九版，一时之间，洛阳纸贵，脍炙人口。直到抗战期间，西南联大为学 生所选定的课外读物中，该书依旧名列榜首。2 他如上海《申报》记者陈赓雅，亦曾于 1934 年 赴西北地区进行为期长达一年多的采访调查，并撰写通讯，于《申报》连载，“备受读者之欢迎”， 进而于 1936 年结集为《西北视察记》一书，由申报馆出版。3 之所以会有如此奇兀的转折，1930 年代西北交通运输条件改善所发挥的作用，自难忽略。 1935 年，陇海铁路展延至西安，同年 5 月，西兰公路正式通车；同时，欧亚航空公司亦陆续开 办上海、南京与西北主要城市之间的往返飞航班机。这些有形的物质建设，当然为前赴西北的旅 行者，提供了不少的便利。一旦汽车通行，正常情况下，西安至兰州 4 日可达，4 兰州至西宁， 更仅需一天的时间；5 若是搭乘飞机，则其快速便捷，固无庸待言。1939 年，李孤帆自香港往游 西北，由香港飞重庆、继由重庆飞兰州，都各只花了 6 小时。6 而 1932 年，黄汲清自川入新， 由成都起飞至降落兰州，只耗费 3 小时左右，自兰州经嘉峪关续飞迪化，加计气候因素所造成的 延误，也不过用掉将近 7 个小时。7 较诸二十世纪初期裴景福入新所经历的迟滞稽延，其间相去 固不可以道里计。 另一方面，1930 年代中国旅游事业的发展，也为西北旅行提供了有利的诱因。1923 年上海 商业储蓄银行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于上海银行附设旅行部，1927 年，中国旅行社正式设立，是为 中国现代观光旅游事业之滥觞。中国旅行社创办伊始，即刊行《旅行杂志》，积极鼓吹国内外旅 游之风，复于全国各地交通要冲及观光胜地遍设分社，承办票务、货运、食宿等各项旅行事宜； 1930 年以后，中国旅行社更增设游览部，经营全国性的旅游活动，着手建设及开发相关旅游资 源与设备。至抗战期间，中国旅行社已在西北各地陆续创设多所规模大小不一的招待所，供应往 来行旅现代化的食宿设备。8 知名小说家茅盾行脚西北，路过六盘山巅、寂寞荒凉的华家岭，便 曾受惠于中国旅行社所设招待所，乃至特撰专文，颂扬该所职工为旅人所作巨大贡献。9 不过，1930 年代交通食宿的局部发展，尚远不足以全盘改善西北地区的旅行条件。以西兰 公路而言，山路崎岖、盗贼猖獗，加以车辆极少、机件老旧，一遇雨雪，即泥滑难行，照章 4 日 可达的行程，实际上往往需要 8、9 天的工夫，时间既不经济，旅途复多危险。10而铁路与公路干 道所未能通达的多数地区，更仍处于极度落后的原始状态。上述的李孤帆从香港前后共费 12 小 时飞抵兰州后，往游甘肃西南隅的拉卜楞（夏河），短短 400 里路，居然走了足足 6 天，而途中 量调查。不过，这些调查报告，大抵均属中共内部参考文件，并未公开出版，更非内地一般知识大众所能知悉， 因而亦不在本文所涉及范围之内。 1 徐向明， 《范长江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58。 2 徐向明， 《范长江传》，93；该书再版次数与时间，见长江， 《中国的西北角》，版权页。 3 陈赓雅， 《西北视察记》(上海：申报馆，1936)，收入沈云龙主编，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76 辑（台北：文 海出版社，1980） ；徐向明，《范长江传》 ，92。 4 钱菊林， “西兰旅行随纪”， 《旅行杂志》，10 卷 4 期(1936 年 4 月)，32。 5 庄泽宣， 《陇蜀之游》(上海：中华书局，1937)，收入《中国西北文献丛书》 ，四辑 17 卷，133 册，144。 6 李孤帆， 《西行杂记》(出版时地不详)，收入《中国西北文献丛书》 ，四辑 19 卷，135 册，234。 7 黄汲清， 《天山之麓》(重庆：独立出版社，1945)，6-10。 8 王淑良、张天来编， 《中国旅游史 • 近现代部分》(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9)，208-29。 9 引见同上，页 228。 10 钱菊林， “西兰旅行随纪”，32；庄泽宣， 《陇蜀之游》，144。 8 食宿麤劣，夜难成寐的苦况，尤为其想象所未及。1 至若航空飞行，匪特班次奇少、座位有限， 其票价之昂，更足咋舌，苟非达官贵人、豪商巨贾，殆绝无负担之能力。2 1937 年初，范长江由 包头赴宁夏采访，所搭欧亚航空班机，总计 16 个座位，却仅搭载了 4 名乘客，绝大多数的旅行 者，困于高达百余元的票价，还是只能因循旧贯，“在地面绕着黄河大弯曲，七十里、八十里一 站的跑”。3 因此，1930 年代中国内地都会所兴起之西北旅行与旅行书写的热潮，殆非物质条件的变化 所能充分解释，而必须从意识形态的层面，作进一步的探析。质言之，当时人所以竞相前赴西北 游历考察，并将旅游见闻书写成文，毋宁乃是朝野上下，此唱彼和，大力鼓吹“开发西北”，所 造成的效应。 近代中国开发西北的议论，肇始于十九世纪前半期。有清嘉、道之际，经世致用，蔚为学风， 研究西北边疆史地，渐成显学，学士大夫苟不讲求塞外舆地、蒙兀历史，殆不足跻身儒雅之林。 斯时，龚自珍即已提出新疆建省、移民实边、改革屯政、积极经营的主张。4魏源更明白指出， 中国内地人满为患，而新疆地旷人稀，农牧矿资源丰厚，“是天留未辟之鸿荒，以为盛世消息尾 闾者也”，因而倡议徙民西向，大力开发。5及同、光年间，陕、甘回变，西北大乱，俄人复进据 新疆伊犁一带，伺机进窥；内忧外患，交相迭乘，西北边地，形势日蹙，如何开发西陲，巩固边 圉，遂成时人瞩目之迫切课题。光绪初年，左宗棠于平定陕甘、规复新疆之余，便已因地制宜， 提出兴修水利、发展畜牧、种桑植棉、养蚕织布的规划。61878 年，江西贡生黄楙材更奉总署之 命，费时两年，周游西南、西北各地，撰为《游历刍言》等文，率先倡议于西北修筑铁路、架设 电报，俾足“长驾远驱，保固疆圉”。7这些论述，虽未克全面付诸实行，要已为 1930 年代的开 发西北运动，奠基立础，开创先声。 逮民国肇造，政局多故，西北问题转趋沉寂，除少数有心人士，朝野公私，鲜有注意及此者。 及 1931 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四省相继沦丧，中国面临前所未有之深重国族危机，为 人漠视已久的西北地区，才又在短短数年之间，喧腾众口，蔚为举国瞩目的议论焦点。1930 年 代初期，于绥远从事实地调查的樊库便曾指出：“自东北四省沦亡，国人视线始集注于‘西北’ ， 而开发‘西北’之声浪乃高唱入云”。8 汪昭声于抗战末期回顾民国时期“开发西北”运动的兴 衰起落，更明白宣称：“在‘九一八’失掉东北四省的刺激之后，于是如何建设西北的课题，重 新又被大家重视而提出来，而且是盛极一时”。9 1932 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在日军发动淞沪事变、进攻上海的巨大压力下，一度宣布迁都洛 阳，并成立西京筹备委员会，准备于中日战争一旦全面爆发，立即迁都西安。相应于此，国民党 四届三中全会及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相继讨论通过“开发西北”的议案，并责成全国经济委 员会召集西北各省行政长官暨专家学者，共同拟议开发西北之全盘计划。全国经济委员会乃于 1934 年 2 月成立西北办事处，积极推动移民垦殖、交通建设、兴修水利、探勘工矿资源等各项 1 李孤帆， 《西行杂记》，234-35。 据《禹贡半月刊》所作调查，1936 年欧亚航空公司每周各有一个班次自上海、南京往返西安、兰州、酒泉、哈 密、迪化、塔城等地，所定单程票价如下：上海至西安，175 元；至兰州，405 元；至酒泉，705 元；至哈密， 980 元；至迪化，1,230 元；至塔城，1,505 元。见“新疆之交通”， 《禹贡半月刊》，5 卷 8、9 合期(1936 年 7 月 1 日)，112-13。 3 范长江， 《塞上行》（长沙：大公报馆，1937；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印本，2000） ，134。 4 胡平生， 《近代西北史研究之回顾》，1612；郭双林， 《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77-94。 5 魏源， 《答人问西北边域书》， 《皇朝经世文编》，卷 80，《兵政 • 塞防上》，3b。 6 张力， 《近代国人的开发西北观》，170-71。 7 黄楙材， 《游历刍言》，收于王锡祺编，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台北：广文书局影印本，1962） ，10 帙，436 。 8 樊库， 《绥远省分县调查概要》， 《自序》，引见冯家升， “再介绍《到西北去》的一部书”， 《禹贡半月刊》，1 卷 12 期（1934 年 8 月 16 日） ，27。 9 汪昭声， 《西北建设论》(重庆：青年出版社，1943)，1；引见胡平生，《近代西北史研究之回顾》 ，1622。 2 9 开发计划。1同时，各级政府机关，也相率订定各类奖励办法、筹组考察团体，鼓励国人前赴西 北游历考察。2 不同于晚清“开发西北”议论之仅局限于少数有识官绅士夫者，1930 年代的“开发西北” 运动，一经发轫，迅即赢得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与广泛参与。在国亡无日的危机意识驱迫与政府 当局的大力诱导下，中国知识阶层纷纷将国家民族的出路寄托于邈远而神秘的西北地区。例如在 1920 年代编辑《古史辨》，以“疑古”学风名噪一时的顾颉刚，也在此时幡然改图，组织禹贡学 会，创办《禹贡半月刊》，致力于沿革地理与边疆史地之研究；抗战前夕，他更纠集学界同志， 拟订一项深入西北各地，进行全面调查的考察计划。3 1936 年，周飞在评介《中国的西北角》一 书时，便对当时一般社会大众的心态变化，作过一段生动而极富感性的描述： 从九一八事变以来，这五年中中国的上上下下无不在苦闷中、在彷徨中，他们要在苦闷 中求解脱，要在彷徨中寻出路。……他们时时在寻求，在寻求中华民族的出路。在这寻求的 过程中，大家都不约而同的把目光转向了西北。4 在这股“西北热”的强力激荡下，1930 年代以研究西北为职志的学会社团，相继创立；以 西北为讨论对象的各类刊物，亦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据统计，近代中国的中文期刊中，其刊 名冠有“西北”二字者，出版于 1930 年以前者仅得 5 种，而 1931 至 1945 年间出版者，竟多达 七十余种。5至于一般报章杂志之刊载相关意见与构想者，尤属司空见惯，不胜枚举。甚至上海 明星电影公司也在 1934 年拍摄了一部“到西北去”的影片，鼓舞国人投入开发西北的行列。6诚 如范长江所言，在一九三０年代的中国社会， “从报章杂志宣传讨论到要人的视察、专家的设计， 以至于实际建设工作的进行，‘开发西北’的声浪震动了一般国人的耳鼓”。7 1930 年代的西北旅行与书写，也正是这股“开发西北”热潮的直接产物。从本文所讨论之 出版于 1928 至 1945 年间的四十余种西北旅行记述，可以看出，这些旅行者的身分相当复杂，已 不再局限于政府官员，也包含了教授学生、技术专家、新闻记者、海外华侨与军事人员。8 他们 前赴西北，也不复出于被动的赴任、调职、谴戍等际遇，而往往是主动参与各类考察团体，从事 教育、实业、地质等各项专业调查，究其缘由，便与“开发西北”的国族主义计划，有着密不可 分的关系。其中，政府要员奉派出使、游历西北者，固然相率以此为标榜，9 而一般人之前往西 1 参见张力， 《近代国人的开发西北观》，176-83。 如国民政府内政部即曾于 1931、1935 等年两次颁布“提倡国人考察边境办法”，除对国人前往西南、西北边区 旅行考察加以明确规范外，复要求各地行政机关严加保护，并给予半价搭乘火车之优惠，见陈赓雅， 《西北视 察记》 ，3；王衍祜， 《西北游记》(广州：清华印务馆，1936)，《附录二：提倡国人考察边境办法》 ，64-66。 3 关于《禹贡半月刊》所反映之顾颉刚学术取向的变化及其与国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参见彭明辉， 《历史地 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143-64。顾颉刚本人于《西北考察日记》的自序中，也 对其于 1930 年之后，“遽易昔者寂寞穷经之心志” ，将治学方向转往民族史、边疆史的心路历程，有所剖析， 见顾颉刚， “自序”， 《西北考察日记》(无出版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1983)，2。 4 周飞， “评《中国的西北角》” ，《国闻周报》13 卷 19 期，转录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之三版代序，见长江， 《中国的西北角》 ，“七版代序” ，2。 5 胡斯振， “西北学刍议”，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5 年 1 期，30；引见胡平生，“近代西北史研究之回顾” ，1622。 6 张力， 《近代国人的开发西北观》，177。 7 长江， 《中国的西北角》，104。1934 年，北平一名女大学生更由于经常阅读“开发西北”的论文，对西北边疆 充满憧憬，以致偶有机会参加平绥路局所组织的“西北考察团”，得以实现“到西北去”的热望时，竟至以“哥 伦布奉了西班牙女王的上谕”的比喻，来形容其心中的惊喜。 见孙媛贞，“一周间西北旅行记” ，《禹贡半月刊》 ，3 卷 2 期（1935 年 2 月 16 日） ，28。 8 附表一所列诸西北游记作者出身背景及出版地点，即充分显示：1930 年代的西北旅行及其书写，主要乃是以内 地都会地区知识阶层为主体。 9 如 1935 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邵元冲代表中枢谒祭黄陵后，鉴于“近年来开发西北之呼声，遍于全国， 前往调查考察者，踵趾相接” ，因而决定循陆路深入西北各地，详加视察， “并随带电影技术员，摄取各地人民 生活情况，及各种建设成绩，……将来以视察所得，贡献中央，作开发西北计划之具体参考。 ”见高良佐， 《西 北随轺记》 ，129。 2 10 北，也莫不挟此名义，来强调其旅行活动的价值与意义。1935 年广州大学教授王衍祜与该校部 分毕业学生，便是“感于东北沦陷、国难日深，今后民族出路，开发西北，实不容缓”，因而共 组考察团，前往陕、绥、宁等省实地考察。11933 年， 《新闻报》记者顾执中组团赴青海考察采访， 也是将此行视为将来进行边疆文化事业的张本，“同时以考察所得，报告国人，以唤起国人对边 疆的注意”。2甚至返乡省亲治丧的私人旅行活动如刘文海者，于其游记出版之际，也要在序文中 加上一段“供留心西北问题者之参考”之类的门面话语。3由是以观，就其所由生产的历史脉络 而言，1930 年代中国社会的西北旅行，既不同于传统文人雅士耽山卧水、寄情烟霞的旅游活动， 也与十九世纪中期形成于欧洲，以观光休闲、增广见闻为导向的现代旅游事业大相径庭，而毋宁 更近似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伊朗知识分子所鼓吹的国族主义式的旅行模式——在这种特定 的论述形构中，旅行被视为是认识国族疆土各类地理景观、了解国族文化独特性，从而强化国族 整合，抗御外力侵侮的重要法门。4 这样特殊的取向与关怀，当然也对这些旅行者记述其见闻经历时，所采取的叙事策略与书写 模式，发挥了重大的形塑作用。1930 年代中国知识阶层，便曾透过西北旅行与书写所构成的文 化生产场域，重新厘定了「旅行记述」这种古老的特殊文类所应具备的风格、内涵与社会功能， 从而建构出一套傅柯式（Foucauldean）的“旅行经济学”(economy of travel)。 早在 1926 年，顾颉刚为赴敦煌考古的陈万里所著《西行日记》作序，便对传统文人学士但 知流连名山胜境、抒怀感兴的“清游”活动大加讥刺。他强调，理想的旅行，应当取法明末的徐 霞客，从事于长途的搜奇探险，更应自觉地拟定明确之目标，并将旅途中的见闻尽量收罗记载， 供作学术研究之材料。5 换言之，在他看来，旅行这种空间位移的活动，其意义所系，并非经由 个人与自然景观的互动交融，求取心灵慰藉与感情寄托的美学价值，而是借着理性认知与客观描 述，获致对外在现象的“科学”知识。 这种高度知识化的“旅行经济学”，在 1930 年代，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与诠释。地质学者翁 文灏为杨钟健记述其西北地质考察之旅的《西北的剖面》一书作序，即明白界定了“真正的游记” 的标准。他以德国地理学者、著名旅行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所撰 《中国》一书为范例，指出：“老式游记”或仅知卖弄辞章、铺张篇幅，或但记行卧饮食，宛如 刻板之起居注，都不足以称作真正的游记；所谓“真正的游记”， “至少要使人读了能有像身临其 境的真切感想，或者更进一步，能对于其地得到一种提纲挈领的了解”。要能达到这样的标准， 旅行者本身必须具备“观察的知识与了解的能力”，然后于旅途中，根据“科学的观察”，对所见 事物寻求深入的了解，并且把这种观察与了解，明白具体的写出来，以唤起一般社会的注意。6 杨 钟健本人于其《剖面的剖面》一书的自序中，也将游记文学分为新旧两种，而分判新旧的准据， 正取决于知识的正确与否。旧式游记，纵使文笔精妙、寄寓深远，却“往往泥禁于古来书本或古 典中”，不足以精确记述事实，以讹传讹，有不如无。反之，新式游记的目的正在于将正确的知 识传达给读者。理想的游记，对于所经之地的地形山川、地质背景、地理状况，以及人情风物， 都应当予以正确的记载；此种客观、真实的描述，再佐以优美的文笔，“自然是适合于现代科学 化的游记”。7如果借用 James Duncan 对十九世纪前往非洲探险之欧洲旅行者所书写之旅行记述所 1 王衍祜， 《西北游记》，1。 顾执中、陆诒， 《到青海去》，20。 3 刘文海， 《西行见闻记》（上海：南京书局，1933） ，收入《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四辑 8 卷， 124 册，《自序》 ， 14。 4 Firoozeh Kashani-Sabet,“Picturing the homeland: geograph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ran,”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24:4(1998), 419. 5 顾颉刚， “《西行日记》序” ，收于陈万里，《西行日记》 ，6-11。 6 翁文灏， “《西北的剖面》序” ，收于杨钟健，《西北的剖面》(北平：地质图书馆，1932)，1-3。 7 杨钟健， “《剖面的剖面》自序” ，《禹贡半月刊》 ，7 卷 1-3 合期(1937 年 4 月 1 日)，336-37。 2 11 作的分类，1930 年代西北旅行者所鼓吹的书写形式，正可划入“信息的或科学的”(informational or scientific)文类范畴。1它所构成的，乃是一种 Mary Louise Pratt 所谓之“科学性”的“反征服” (anti-conquest)叙事模式。2 然而，如同 Pratt 在不同理论脉络下所指出者，旅行书写不仅是一种文类，同时也是一套意 识形态。3在 1930 年代国族主义激情昂扬的历史背景中，这套由顾颉刚以迄杨钟健等人大力阐扬 的新兴旅行文类，所试图建构的“正确知识” ，自然不只是严格意义的学院知识，而更是足以“唤 起一般社会的注意”的国族知识。1942 年，中国旅行社经理潘恩霖在该社选辑《旅行杂志》，汇 编为《西北行》一书的序言中，便明白指陈，在国族濒亡的危急关头，旅行活动已不能但以遨游 揽胜为能事，而更须抱持明末大儒顾炎武“体国经野”之悲愿，始得以言登山临水。该书刊行的 目的，即企图假文字宣传之力，配合时代需要，诱导国人旅行西北，“胥人能尽其材，地能尽其 利”，以为“开发西北”略尽棉力。4《申报》记者陈赓雅更对其长达年余、备尝艰辛之西北行旅 的动机与目的，有过这样一大段详尽的告白： 昔者……诗人墨客，蹑蹻担簦，探奇选胜者，代不乏人。而咏叹游赏之诗文，尤至不胜 枚举。然皆模范山水、寄兴抒怀之作；而绝少涉及其地其时社会组织之利弊、人民生活之苦 乐者。作者仰冀曩哲，踵武前修，此遭斩荆榛、犯风雪，历程数万里，而所持之旨趣，则异 乎是：举凡各地民俗风土、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均在釆访考察之列。名山大川、古迹胜境， 假以机缘，固往登陟；而荒陬废垒、破窑羊圈，亦多加造访。当地名流、地方当局，自往讯 以社会之情事、设施之概要；而农夫力役、编户工矿，亦就以探索生活环境之实际数据，俾 转以公诸社会，并供负责治理及揅讨学术者之参考。信能循兹以为兴革政俗、改进社会之张 本，则作者间关跋涉之劳，庶几其不等诸虚牝，而足以自慰于万一者乎？5 由此可见，1930 年代中国的主导性旅行论述中，西北旅行及其书写，一如十九世纪末、二 十世纪初暹罗统治阶层与知识分子所曾进行过的类似活动，都是在新兴的国族意识激励下，于国 境内部所从事的空间运动，也都是建构一套包摄国族各种不同面向之真实状况的知识系统的宏大 企图与努力。6 相应于这套伟大知识计划对“真实性”的严格要求，1930 年代的西北旅行者，莫不刻意强 调其旅行记述，乃是对客观现实的“真实”再现。他们对于以往西北游记文类充斥着抄袭性的相 互引用（plagiarizing intertextuality）的成规惯行，力加抨击；7绝大多数的旅行者也都利用逐日叙 事的日记体裁，强调其为个人“在场”（presence）的亲身经验，来证成（justify）其所书写之文 James Duncan 将这些非洲探险的旅行书写划分为两种文类：“英雄历险式” (heroic)与“信息或科学的”。 See James Duncan, “Sites of Representation: Place, Time and the Discourse of the Other, ” in James Duncan and David Ley eds., Place/Culture/Represent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50. 2 Mary Louise Pratt 把十八、十九世纪前往非洲及拉丁美洲旅行的欧洲资产阶级旅行家所生产的书写文本，与之 前以海外征服探险、建立殖民地为主要取向的旅行书写，作了严格的区分。她认为，前一类旅行者极力寻求一 种“无需征服与暴力”的占有方式；其旅行书写的特质，乃是“在强化欧洲的宰制霸权的同时，也试图保有他 们自身的清白” 。Pratt 把这种特定的书写模式称作“反征服”(anti-conquest)。这种“反征服”奠基于旅行者对 “客观”事物从事观察、分类、测绘，而非支配的凝视之上。Pratt 并将之细分为“科学的”与“感伤的”(sentimental) 等两种对立而互补的次文类；而“科学的”反征服书写，正是以对被观察之客体的描述、分类与诠释为其主要 内涵。参见 Mary Louise Pratt, Imperial Eyes, 7, 57, 80. 3 Mary Louise Pratt 所关怀的是欧洲海外探险的旅行文本如何建构了一套关于自我与他者的帝国主义殖民论述， 因而她将自己的研究定位为“既是一项对文类的研究，也是一个对意识形态的批判” ，这样的理论取向，自与 本文重点有所轩轾。见 Mary Louise Pratt, Imperial Eyes, 4. 4 潘恩霖， “序言”，收于茅盾等着， 《西北行》(桂林：中国旅行社，1943)，1-2。 5 陈赓雅， “自序”， 《西北视察记》，5-6。 6 Thongchai Winichakul, “The Others Within,” 43. 7 L. J. Newby 已指出清代有关新疆的旅行书写，便充斥着相互剿袭的现象，如七十一所著《西域闻见录》 ，便曾 为林则徐等人所大量引录。See L. J. Newby, “The Chinese Literary Conquest of Xinjiang,” Modern China, 25:4 (Oct. 1999), 453-54, 457. 1 12 本的知识权威。徐炳昶于其《西游日记》的序言中，便明白指斥谢彬所撰《新疆游记》一书， “大 段抄录成书并且采道听涂说的话，引他族人的反感”。1 顾执中参加陕西实业考察团，则于旅行 途中，四处探询当地物价高低、农产状况，每至工厂矿坑，复动用仪器进行检验，“除口舌上之 询问外，又可得科学上之证明，自信于考察二字，相距尚不甚远”。2 1933 年，明驼自兰州往返 敦煌，将沿途所见各地现况与山川风物，详加记述，写就《河西见闻记》一书，同样极力宣称， 其所记内容，全系以纯粹“客观”的态度采集得来，全书最堪自信者，便是“真实”二字。3部 分旅行者甚至大量采用表格化的再现形式，将见闻所及的“实际情形”，转化为一系列“客观” 、 抽象，并可相互比较的数字，藉以强化其书写内容的真实效应。4 在这种以科学知识与客观真实性为标榜的旅行论述下，1930 年代这群主要来自上海、南京、 北平等内地各大都会的政府官员与知识精英，笔下所再现的西北地区，大体沿袭旧有模式，仍是 一幅极度落后原始、荒芜凄凉的景象，与繁华进步、文明舒适的都市生活适足构成强烈的对比。 1932 至 1933 年间，林鹏侠初游西北，计由潼关入陕，以抵甘肃边境，“无时无日，不在危区惨 境之中，令人起生意垂尽之感”。5吴蔼宸游历新疆一年有奇，也一再致慨于该地“故步自封，仍 过其太古生活”，交通状况、工商实业，较诸唐代玄奘所记情景，殆全无改变。6 而刘文海于 1929 年冬由哈密越蒙古草地东返，风雪澟洌，盗警濒传，复以粮断水绝，几濒于死，始得于千辛万苦 之中，抵达绥远，返顾前尘，更有“另生一世”之感。7这些阴郁惨苦的描述，生动地刻划出 1930 年代时人心目中“西北”的可怖形象——一个彷如“人间地狱”的西北。 然而，吊诡的是，这种“人间地狱”的西北论述，却也为另外一套针锋相对的西北论述——“世 外桃源”的西北，8提供了发展的可能。如上所述，1930 年代西北旅行者基本上承袭了清末以来 “开发西北”的论述模式，更在此一基础之上，进一步推阐发扬；西北不仅只在巩固边圉、卵翼 腹心的国防意义上，具备关键作用，抑且蔚为国家民族未来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凭借。因而， 在他们眼中，西北地区荒凉落后的现况，并非不可改变的天然缺陷；反之，西北大地，面积辽阔， 形势险要，资源富庶，物产丰饶，实为立国命脉之所系，但因长久以来，人谋不臧，因循苟且， 致令利源未辟，货弃于地，苟能借助现代知识与技术之力，调查规划，并力开发，则西北地区， 固能为国家民族的光明前景，提供一片崭新的天地。1930 年，林竞于其所著《西北丛编》的自 序中，便说： 具二百三十八万余方英里，居全国七分之四之广土，蕴五行百产之精英，为历史文化之 起点，江河之所源，万山之所始，膴膴焉宜牧也，荡荡焉宜农也，輨欧亚之中枢，具天然之 原料，则宜工而宜商焉。……举之以示国人，知之者有几人哉？知之而潜然以思，谋所以辟 大荒、探宝箧，而图为不朽之业者有几人哉？9 林竞并进一步将西北地区与内地各省相互比较，指出，后者人满为患，地力将尽，加以不平 等条约重重束缚，社会上各种既有之恶势力，复又根深柢固，不易摧灭，以故虽有良善制度与政 策，而事倍功半，施行至为困难；反之，西北各地，则“犹如璞玉素笺，任吾刻画，理想世界、 徐炳昶， 《徐旭生西游日记》(北平：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1930)，册 1， “叙言”，14。 顾执中， 《西行记》(上海：出版者不明，1932)，收入《中国西北文献丛书》 ，三辑 35 卷， 110 册，52。 3 明驼， “自序”， 《河西见闻记》(上海：中华书局，1934) ，收入《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四辑 9 卷， 125 册， 101。 4 例见高良佐， 《西北随轺记》。 5 林鹏侠， 《西北行》(原刊 1936 年；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重印本，2000)，150。 6 吴蔼宸， 《新疆纪游》，253。 7 刘文海， 《西行见闻记》，266。 8 明驼曾指出，在 1930 年代鼓吹“开发西北”的人们，对于当时的西北，有着南辕北辙的悬殊看法：有看成“世 外桃源”的，也有看成“人间地狱”的。见明驼， 《河西见闻记》， “自序”，101。 9 林竞， 《西北丛编》(上海：神州国光出版社，1931；台北：中国文献出版社重印本，1965)， “自序”，1。 1 2 13 黄金政治，均可随时日而收功”。因此，他呼吁国人之有志者， “毋为鸡鹜得失之争，大澈大悟， 相率投荒，共作千秋万世之业”。1 同样的，吴蔼宸于慨叹新疆一地停滞落后、鄙陋颓败之余，也将个中症结归诸“汉人未尽倡 导之责”。他强调，新疆广阔的水草区域、肥沃之土地与夫蕴蓄至今尚待开发之矿藏，实为该地 真正价值之所在；如能拟订全盘计划，针对畜牧、垦务与矿产三项，“澈底经营，根本改造”，必 能使新疆全境“荒凉偏僻之区”，一变而为“光明灿烂之域”。2 林鹏侠于游历西北后，也一再申 言，西北地区资源富饶，非但利于农牧，于国防工业之所需，亦无不具足，其足供民族复兴之条 件，至完且美，实为中国重要之生命线。今后苟政府能与人民通力合作，集中人才资本，进行大 规模实际开发，各尽所能，树共存共荣之基础，“则今日群所目为荒原绝域之西北，安知他日不 驾巴黎、纽约而上哉？”31933 年，薛桂轮随黄慕松奉使西北，宣慰新疆，遍历陕、甘、宁、青、 新各地，在记行之作中，更直接将西北地区比作“其富无比，其大莫京” ，亟待开发的世外桃源， 从而鼓吹抱持“救国救民、利己利人之主义”的国人，“还是到西北去”。4一些更为乐观的旅行 者，甚至认为，只要适度整理，积极移垦，广大的西北地区可以轻易容纳无以计数的内地过剩人 口。李烛尘便曾十分夸张地指出，仅甘肃河西平原一地，即可开发良田二万万六千万亩，足以养 活二千六百万人。5 从以上所引诸般议论，可以看出，1930 年代西北旅行书写所再现的两种悬殊异趣的西北意 象——“人间地狱”的西北与“世外桃源”的西北，其所构成的，实为一种相反相成的互补关系。 “人间地狱”指称的是西北地区的过去与现况，“世外桃源”则要求于该地区未来的美丽远景。 不过，此一璀璨远景，本质上只是一种为黑暗的过去与现在所重重束缚的潜在可能性。西北地区 本身并不具备实现这种潜能的力量，惟有经由这群旅行者有意识的介入与占有（appropriation）， “世外桃源”的西北才有可能化为现实的存在。在这样的论述策略下，西北地区不但是旅行者从 事科学考察的知识对象，同时也被建构为如“璞玉素笺”般一片空白，亟待开发利用的殖民客体。 而 1930 年代的西北旅行者及其书写，所扮演的，便是推动此一大规模知识与实践工程的中介角 色。林竞、吴蔼宸等人于其旅行记述中，明白以张骞、班超、哥伦布诸人相期许；6 刘文海也把 新疆之拓殖开发，比拟于美国之经营加利福尼亚州与英国之殖民澳洲。7James Duncan 曾经指出， 十九世纪前往非洲探险之欧洲旅行者所书写的“信息的或科学的”旅行记述，实与欧洲帝国主义 的殖民事业相表里；其所描述的地理空间，广袤无垠、富含资源，更是一片杳无“人”迹的“空 洞”(empty)空间，因而如何进行有效开发，庶免资源浪费、物弃于地，自然成为欧洲人所应承担 的道义责任。8Pratt 也认为，十九世纪欧洲旅行者，把美洲大陆想象成一个洪荒未辟的自然世界， 一片未经垦殖、没有时间与历史的地理空间；他们的旅行书写，便是藉由一套积累（accumulation）、 丰饶（abundance）与混沌未凿（innocence）的论述策略，来为欧洲的殖民霸业，提供正当性的 基础。91930 年代中国的西北旅行者，其所关怀的，当然是与前一世纪欧洲旅行者迥然有别的国 1 同上，3。 吴蔼宸， 《新疆纪游》，253。 3 林鹏侠， 《西北行》， “自序一”，2-3；参见林鹏侠，《新疆行》(香港：西北边疆学会出版社，1951)，23-24。 4 薛桂轮， 《西北视察日记》(上海：申报馆，1934；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重印本，2001)，244。 5 李烛尘， 《西北历程》(文化印书馆，1945；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重印本，2001)，80。对于这些不切实际的“世 外桃源”式虚幻憧憬，翁文灏还曾特意撰文，多所讥弹，也可反映出这种乐观主张流传之广、入人之深。翁文 灏认为以西北之自然条件，最多仅能移民一千万人，加以地形雨量种种限制，移民实边也不是开发西北的有效 手段。见翁文灏，“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 ，《独立评论》 ，4 号(1932 年 6 月 12 日)，10； “如何开发西北”， 《独立评论》 ，40 号(1933 年 3 月 5 日)，2-3。 6 林竞， 《西北丛编》，1；吴蔼宸，《新疆纪游》 ，“自序” ，7。 7 刘文海， 《西行见闻记》，206。 8 James Duncan, “Sites of Representation,” 50. 9 Mary Louise Pratt, Imperial Eyes, 126. 2 14 族主义目标；然而，他们所生产的大量以反帝救亡为指归的旅行文本，却极其反讽地承袭了欧洲 帝国主义所形塑出的殖民论述。他们也正是在这一套派生的（derivative）殖民论述所构成的知识 /权力关系中，来进行他们的国族想象。 三、吾土吾民：西北旅行书写与国族疆域的建构 1938 年 10 月，顾颉刚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附属蒙藏学校演讲，报告他前一年于西北甘、青 等地考察教育的观感。在讲演的结论部分，顾颉刚极力强调，当前边疆工作的任务，「要使边疆 的区域逐渐缩小，中原的区域逐渐放大，使得边疆只成为国界的一线」。1 政治地理学者 Richard Muir 对于“边疆”与“边界”这两个概念的差别，有过清楚的界定： 边界位于相毗邻的两国领土的交界处，对于决定主权界限及确定其所包含之政治区域的 空间形式，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边界通常被宽松地形容为线状的（linear） ；它指的是 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垂直界面与地表相交叉之处。反之，边疆则是一个带状的（zonal）概念， 从而包含着各色各样的地理特征与五花八门的人口现象。2 简言之，边界指的是一条明确界定彼我，本身并无实质内容的线；而边疆指的则是一块范围 模糊、广狭不定的地带。3 如 David Hooson 所言，前近代国家组织并无明确的边界概念，国与国之间通常是藉由一块 过渡性的瓯脱地域，来区隔两个不同的政治核心。直到十九世纪，随着国族国家的兴起，国与国 之间模糊含混的异质性边疆地带，才相继被整合进入不同的国家疆域；国家的政治界线，才被固 定化为一条由关卡、防卫武力与护照制度重重管制、严密监控的边界。4换言之，近代国族国家 所共同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便是如何将原有的“边疆”——一块“国家内部的孔隙”(holes in the state)，整编填补，纳入国家的掌控之中，转化为“有效的国族疆域”(effective national territory)。 5 顾颉刚所谓要“使得边疆只成为国界的一线”，所表述的，也正是试图将西北地区改造成这样 的国族疆域的热切期望。 其实，早在十八世纪中叶，清廷经迭次用兵，陆续戡定北疆准部与南疆回部，将新疆全境纳 入版图之后，便曾“分命臣工，乘传履勘”，参证旧图，编成《西域图志》一书，并对西北地区 与俄罗斯及境外藩属的接壤地带，依山川之阻隔，作过明晰的分界。画界之时，清廷亦曾三令五 申，反复告诫境外藩属“不得尺寸擅越”，可见斯时清廷统治者，殆已粗具现代式的“边界”概 念。6另一方面，乾隆皇帝于“荡平”新疆之初，降谕宣示，自伊犂以迄叶尔羌，“向日之边陲， 又成内地”；7官修之《西域图志》在比较历代经营西域的成效功业时，也说：“惟我圣朝，德业 鸿远，举从古未抚之西域全境，井耕其地，而冠裳其民，设官定赋，与赤县神州相比埒。”8在这 样的论述策略下，广漠无垠的西北边区，要已被想象为与中国内地“合为一家”的帝国疆域。 然而，在“天子有道，守在四夷” 、“以藩属为屏障”的传统疆域概念与羁縻政策囿限下，清 1 顾颉刚， 《考察西北后的感想》，16。 Richard Muir, Modern Political Geography (London: Macmillan, 1975), 114; cited from Thongchai Winichakul, Siam Mapped, 74. 3 J. R. V. Prescott, Boundaries and Frontiers (London: Croom Helm, 1978); cited from Thongchai Winichakul, Siam Mapped, 74. 4 David Hooson, “Introduction,” in David Hooson ed., Geography and National Identity, 6. 5 这两个概念均取自 Richard Muir, Political Geography. A New Introduction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7)；cited from David Storey, Territory, 99. 6 孙喆， 《康雍干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40-48，201。 7 《大清高宗纯(乾隆)皇帝实录》(台北：华文书局影印本，1968)，卷 601，30b。 8 刘统勲等撰，钟兴麒、王豪、韩慧校注， 《西域图志校注》(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卷 3， 《图考 三 • 历代西域图说》，120。 2 15 帝国并未能有效落实对西北边疆的治理与控制。研究清代边疆民族史的孙喆便指出，清代于边疆 地区的驻军与设卡，大多兼具御外与安内的双重作用，职能不清、事无专属，严重削弱了其对边 境地区的有效管辖能力。以西北地区而言，清廷于新疆南北各城，置设卡伦，稽查游牧、屯田， 禁抑逋逃、盗窃，惟卡伦数目极为稀少，设置之处也都位于距离边界十分遥远的地方，其间相隔， 少则数百里，远则上千里，因而，帝国的西北边陲几近处于全不设防的空虚状态，与近代国家警 备森严的边界，形成截然不同的强烈对比。1同时，清廷虽有“同于内地”的宣示，实际上却将 新疆视为罪犯、谪官流徙谴戍的化外之地。如 L. J. Newby 所言，在清代旅行者的笔下，西北地 区始终是一片荒寒僻远，与中国文化价值及规范大相径庭的异域殊方；西向出塞所必经的嘉峪关， 也一贯维持着分判华夷、区隔华夏文明与蛮荒世界的象征意义。2 承袭着如此复杂而暧昧的帝国遗产，1930 年代以“开发西北”的国族主义计划相标榜的西 北旅行者，所共同关怀的一项问题，无疑便是上引顾颉刚所提出的问题：怎样动员一套有效的领 域性策略，将广大的西北边疆，整合进中国的国族疆域，转化为中国这个“地理体”的有机构成 部分。 如上所述，这个问题，当然也不是中国国族主义知识分子所独有的特殊问题，而是任何国族 建构过程都无从回避的普遍问题。十九世纪初，巴黎文士掀起赴外省旅行的风潮，便肇因于他们 在大革命后面临社会崩解的危机意识下，试图藉由对国族疆域的渗透、调查与测绘，来重新营造 一套崭新的国族认同，以促进法国的凝聚与统一。3 Robert Peckham 也曾指出，十九世纪末、二 十世纪初希腊国族主义运动中的各类文化实践，所企图达成的目标，也正是透过空间与历史的整 合，将其新近取得的领土紧密地连结起来。4 一般而言，国族主义运动所采取的领域性策略，大约有两种不同的模式。第一种模式可称为 “自然国族化”(nationalization of nature)。在这种模式的领域性策略下，国族将其历史、神话、 记忆与“国族特质”投射于一块地理空间或特殊地景之上，从而将国族共同体与其特定疆域联系 在一起，使后者转化为国族的“家园”。这种使国族疆域“熟悉化”(familiarized)的方式，所强调 的面向，乃是国族历史与文化对土地空间的形塑与印刻（imprint）。相对于此，第二种模式，则 可称为“国族自然化”(naturalization of nation)。这种模式的领域性策略不复标榜文化对自然的驯 化作用，转而颂赞自然本身未经文明雕琢的原始特性，并强调其对文明所发挥的再生功能。在这 种观点中，国族被视为其自然环境的产物，自然也被当作是足以决定国族认同，并赋予其一个整 全、同质而统一之形式的伟大力量。简言之，在第一种模式中，文化形塑了自然；而在第二种模 式下，则是自然决定了文化。5 这两种不同模式的领域性策略，也并不是截然对立、相互排拒。一个国族可以同时兼采“国 族化”与“自然化”的模式，来强化国族群体与其地理疆域的连结纽带。同样的，在不同的历史 时期，国族群体也可能改变其对地理景观与国族认同之关系的既定看法。6要之，国族在建构过 1 孙喆， 《康雍干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236-41。 L. J. Newby, “The Chinese Literary Conquest of Xinjiang,” 452, 463. 3 St phane Gerson, “Parisian Litterateurs, Provincial Journey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Unity in Post-Revolutionary France,” 172. 4 Robert S. Peckham, National Histories, Natural States: Nat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lace in Greece (London: I. B. Tauris Publishers, 2001), xiii.. 5 关于“自然国族化”与“国族自然化”的讨论，参见 Oliver Zimmer, “In Search of National Identity,” 637-65; Eric Kaufmann, “‘Naturalizing the Nation’: the Rise of Naturalistic Nation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0:4(Oct. 1998), 666-95. 6 Oliver Zimmer 研究阿尔卑斯山与瑞士国族认同的关系，便将之区分为两个不同阶段：第一个阶段(由十八世纪 晚期至 1870 年代)，是“自然国族化”模式居主导地位的时期，阿尔卑斯山被认为是反映了瑞士国族的本真性 特质；第二个阶段(由 1870 年代以迄第二次大战结束)，则是“国族自然化”模式得势的时期，阿尔卑斯山被 描述为决定了瑞士“民族性”的主要因素。参见 Oliver Zimmer, “In Search of National Identity,” 638. 2 16 程中所采择的领域策略模式，往往取决于其具体情境与实际需要。 1930 年代中国所遭逢的，乃是日本侵略日亟，领土相继沦丧的危殆处境。尤有甚者，斯时 日本右翼学者更提出“满蒙非中国领土”的论述，否定中国对北方边疆地区的合法主权，以为日 本侵略行动提供合理化的借口。面对如此阢陧局面，前往西北地区旅行考察的国族主义知识分子， 苦心焦思，汲汲以求者，除却积极开发西北地区潜藏的物质资源，俾厚植国力，抗御外敌的实际 目标外，殆莫过于如何阐述西北地区长久以来与中国在历史、文化上的深厚渊源及紧密连系，以 证成中国国族对于这片疆土的主权正当性。1因此，他们所采择的领域性策略，便不可免地偏向 于“自然国族化”的特定模式。 社会学者 Nicos Poulantzas 曾经指出，国族的统一，必须经由“疆域的历史化与历史的疆域 化”，才能达成。2 在国族的建构过程中，历史与地理往往携手并进，共同发挥着凝聚国族意识 的重要作用；而特定的地理空间与地景，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被赋予独特的文化意义与感情内涵。 这种“熟悉化”的文化实践，在国族试图将与政治核心相距窵远、政治控制鞭长莫及的边陲地域 整编纳入其支配霸权的范围时，尤属不可或缺。十九世纪中期希腊独立建国后，其国族主义知识 分子相率前往甫行归附的边疆地区，从事考古、调查与征集民俗等诸项活动时，便极力发掘这些 地区与古代希腊之光荣过去及革命建国时期之英雄事迹的牵系瓜葛，透过过去与现在的时间连续 性，来建构出国族疆域的空间连续性。而这些边远乡野之地，也正是在这样的努力下，被转化为 贮藏着无数国族历史记忆的文化地景——一个连系着国族共同体与其地理疆域的国族“家园” 。3 1930 年代中国的西北旅行书写，也充斥着类似的叙事模式与修辞策略。几乎所有的旅行者， 在描述其足迹所到之处时，都会加上一段考据性的文字，详细交待这些地方在中国历史绵长久远 的时间轴在线的沧桑变化。1935 年高良佐随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邵元冲赴陕西祭谒黄陵，并 赴甘、青、宁、绥等省视察游历，便曾对所经各地的古今沿革一一着墨。他由西安出发入甘，抵 达甘肃省会兰州，在缕述视察参观的诸般见闻之前，即先行说明兰州的沿革建置： 兰州，周初西羌地，秦汉俱为陇西郡，昭帝置金城县，……唐以后始有兰州之称。宋崇宁 三年置兰州路为州治。…..明洪武初降州为兰县，属临洮府，……清乾隆三年移临洮府治兰州， 置皋兰县，为兰州府治。民国去府存县，为甘肃省政中枢所在地。甘肃据全国中心，而兰州又 为甘肃中心，秦汉以来河西雄郡，金城为最，盖地界戎夏之间，系天下之安危也。4 陈赓雅的《西北视察记》，对宁夏的历史变迁，同样花费了不少笔墨： 宁夏，古雍州地。汉武帝驱逐匈奴，收河南北，立朔方郡，开渠屯田，生聚教训，遂蔚为 西北一大都会。唐建节度使于灵武，经营擘划，不遗余力。安禄山叛，肃宗避乱灵武，复定中 兴之基。……元改宁夏路，明置宁夏卫，清置宁夏道，……民国多因其旧，称宁夏府，属于甘 肃。至十七年秋，南北统一，国府以甘肃幅员辽阔，划分甘、宁、青三省，……十八年一月， 颁布宁夏建省命令。5 至于陕、甘、宁之外，地势尤属僻远的青、新二省，旅行西北的内地知识分子更是穷究文献， 极力铺陈其与中国历史的固有联系。1927 年，马鹤天赴青考察，便参证各类史籍地志，对青海 西宁地区的沿革递嬗，论述綦详： 西宁，古西羌所居，谓之湟中。……(汉)宣帝时，赵充国伐先零诸羌，以其地开屯田，置 1 顾颉刚在蒙藏学校所发表的演讲中，便对田中义一利用矢野仁一等人所提出之“满蒙非中国领土论” ，发动侵 华战争，强占东北一事，大加抨击，视之为分化中国内部各民族的毒策。见顾颉刚， 《考察西北后的感想》，15。 并参见赵守钰等， “中国边疆学会丛书总序”，收于马鹤天， 《甘青藏边区考察记》，卷首，2。 2 Nicos Poulantzas, State, Power, Socialism. Trans., by Patrick Camiller (London: NLB, 1978), 114. 3 Robert S. Peckham, National Histories, Natural States: Nat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lace in Greece, 38-61. 4 高良佐， 《西北随轺记》，168。 5 陈赓雅， 《西北视察记》，102。 17 破羌县，属金城郡。……东晋末，西凉秃发乌孤，据为国都。后魏孝昌二年，置鄯州，……(唐) 仪鳯二年，置都督府，开元二十一年，置陇右节度使，……宋初属西夏，后为吐番所据，号青 唐城。……崇宁三年收复，建陇右都护府，改鄯州为西宁州，……元至元中，仍曰西宁州，属 甘肃行省。明洪武十九年，改为西宁卫，置陕西行都司。清初因之……民国后，改为道，十五 年道废，改为行政区，所属有七县，……监督长官有区行政长及镇守使，且镇守使兼青海护军 使，故青海亦为所属，虽一行政区，不啻一省也。1 至于吴蔼宸、冯有真等人旅游新疆时，也不惮辞费，对历代经略这块“千古神秘之区域”的 陈迹故事，多所论列。2 1930 年代西北旅行者这种将地理历史化的书写策略，并非斯时首创之体例，而是承袭自清 代中叶以来西北游记文本的陈规旧贯。如前所述，嘉、道以降，边疆史地之学大兴，西北地区的 建制兴革、盛衰变迁之迹，蔚为学士大夫考订研求的重要对象。流风所被，仕宦谪徙，践履斯土 者，亦莫不于所撰旅行记述中，旁搜博稽，肆力考求所经山川道里、疆域建置的历史变迁，甚至 乃以考据之精粗详略，作为对是类著作评骘去取的标准。嘉庆年间遣戍伊犁，着有《万里行程记》 的祁韵士（1751-1815） ，对于当时流传极广、影响极大的《西域闻见录》一书，便作过这样的批 评：“所载不免附会失实，有好奇志怪之癖。山川沿革，按之历代史乘，皆无考据”。3同光名士 李慈铭（1830-1894）对于历来备受称许的《徐霞客游记》，也颇着微辞，认为该书于“古今地理， 绝未稽求，名迹留遗，多从忽略，固由明季士大夫不读书，不知考据为何事也”。4反之，其以考 据见长如陶葆廉者，则大受时人推重，视之为游记书写的圭臬。1891 年，陶葆廉随侍其父陶模， 由天津前赴新疆接任巡抚，载书五车以自随，于沿途所经州县名城、古迹胜景，无不参酌旧籍， 追源溯流，考叙沿革，卒成《辛卯侍行记》一书。王树枏为之作序，揄扬备至，有谓：“其记是 书也，独能于古图亡灭之后，躬履其地，一一详究，以求得其一当。其大旨以山为经，以水为纬； 以古书之方向里数，定土地之沿革；以方言土音之变转，证古名之是非。自汉、唐巨儒，讫今鸿 学赡才、精研地理之士，凡其言之参差舛牾，不合于古而戾于今者，皆综覆而析辨之，旷然如迷 者之获康途以逝也。”5 这些话固不无溢美之处，要可反映当时名宦士夫之西北旅行书写，殆无 不以考订地理之古今流变为尚。这些努力，当然为 1930 年代的西北旅行者，留下了许多足资参 照的珍贵遗产；事实上，1930 年代的西北旅行记述，便有相当多的内容，直接剿袭自晚清的相 关著述。 不过，清代西北旅行者与 1930 年代的知识分子，乃是在极为不同的论述形构与关怀目标下， 各自从事着将西北地理历史化的工作。L. J. Newby 认为，十八、十九世纪的西北旅行记述，所以 格外注重古今地名的考订辨析，其用心在于建立西北边陲与中国内地在历史上与地理上的连续 性；就其政治效应而言，这种“再熟悉化”的过程，也有助于强化清帝国统治的正当性基础。6 然 而，由上举陶葆廉的例证可知，当时士大夫的旅行书写，固然发挥了 Newby 所指出的政治与文 化效应，主要却仍是一种特定学术风气下的知识展演，也是一种透过细密博赡的考据工夫，获致 士大夫群体之肯定赞许，进而积累个人象征资本的重要途径。相形之下，1930 年代的西北旅行 者，其所要求的对象，已扩大而为一般的社会大众；他们所强调的，也不再只是一套严格而精确 的知识展演，而毋宁是对一个在历史的过程中，贯串着过去与现在的中国国族主体的召唤与想象。 我们可以从两个侧面，观察 1930 年代西北旅行书写中这种特殊的关怀。 马鹤天， 《西北考察记 • 青海篇》，30-31。 参见吴蔼宸， 《新疆纪游》，248-49；冯有真， 《新疆视察记》(上海：世界书局，1934)，5-7。 3 祁韵士， “《西陲要略》自序” ，引见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 ，78。 4 李慈铭， 《越缦堂读书记》(北京：中华书局，1963)，册 1， “同治庚午(1870)11 月 23 日条”，473。 5 王树枏， “序”，收于陶葆廉， 《辛卯侍行记》(1897 年原刊；刘满点校本，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2。 6 L. J. Newby, “The Chinese Literary Conquest of Xinjiang,” 454-55, 464-65. 1 2 18 首先，是这些记述中对某些特殊地景描述与再现的模式。如众所知，在旅行的空间位移过程 中，流连胜境、造访古迹，赋诗题字、怀古讽今，殆为传统中国文士屡见不鲜的文化惯行。如 Stephen Owen 所论，这种行为，可谓是一种“记忆的仪式”(rituals of remembrance)，其所产生的 效应，乃是将个别的文学主体与整个中国传统所代表的文明社群，结合在一起。1换言之，这种 文化实践与书写，所指涉的乃是一个连结着现在、过去与未来的普遍性文明。1906 年，方希孟 西行入新，路经六盘山，凭崖四望，云雾迷蒙，乃口占一绝曰：“左揖玉关云，右把秦陇月；大 风走中原，万里同一色。”诗中所流露的，正是这种普遍性的文化意识。2十九世纪初，祁韵士流 谪新疆，穿越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嘉峪关时，所感所怀，无非也是与中国文明长相隔绝的凄凉悲 切：“紫关龙堆，从兹万里，关门既出，迥不见人，壮志离情，一时交集。……回首敬望神京， 依依欲绝。”3 然而，方希孟之后三十年，侯鸿鉴同样往游六盘山，同样赋诗一首，其所寄寓感怀的对象， 却已不复是模糊不定的文明概念，而是中国国族的历史光荣与未来憧憬： 六盘山高七千尺，驱车上下卅九弯；登临四顾发长啸，浩气直欲凌天山。当年华夏声四 震，雄兵十万独往还；荒原星落大如斗，欧亚畛域非等闲。迄今四国竞驰逐，鹰瞵虎视震大 寰；中原豪杰贵自拔，高峰立马叩刀环。临风吊古瞻遗墓，史迹千秋人心嵌；我今高踏六盘 顶，安得边隅大启辟雄关。4 1935 年，高良佐也步武祁韵士后尘，登临嘉峪关。然而，在他的笔下，这同一地景所呈现出 的风貌、所召唤出的记忆，却是“深藏固闭，诚天下第一雄关，令人想见汉武雄风，班侯远略”。 1933 年，张扬明随军驻扎西安，往游慈恩寺，亲睹大殿后壁所嵌“黑番投降图”石刻，其所激 5 发于心者，也是对国族境遇的低徊悲思： “以国际地位低到极点、国亡无日的现时拟之，真是‘万 国衣冠拜冕旒’和‘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两种境界了。苟有良心，对此图、当此日，谁 能不伤心涕泪，握拳透爪呢！”6 由上引几个对比性的例证，可以看出，1930 年代西北旅行书写所建构的，正是一套 Ana Maria Alonso 所指，由特定的“框架、声音与叙事结构”所构成的论述策略。7经由这套论述策略， 西北地区的特殊地景被抽离出其既有的文化意义网络，重行编入一套以国族为中心的象征系统； 作为一块地理空间的西北，也因而被转化为铭刻着国族记忆与神话的“诗意空间”。对 1930 年代 旅行西北的知识分子而言，这块土地所召唤于他的，并不是超拔物外的纯粹美学鉴赏，而是中国 国族无所不包，充满着成功与失败、光荣与耻辱的集体记忆。换言之，正是经由这些旅行书写的 中介，西北地区才密不可分地与中国“历史”连结在一起，成为表征国族的“神话地景” (mythscape)8。 1930 年代旅行书写中另外一套习见的论述策略，则是透过国族有机体的隐喻，将西北地区 Stephen Owen, Remembranc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in Classic Chi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引见林开世，“风景的形成和文明的建立：十九世纪宜兰的个案” ，《台湾人类学刊》 ，1 卷 2 期(2003 年 12 月)，14-15。 2 方希孟， 《西征续录》(李正宇、王志鹏点校本，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104。 3 祁韵士， 《万里行程记》，收于方希孟， 《西征续录》，16。 4 侯鸿鉴， “车过六盘山有怀成吉思汗”， 《西北漫游记》(无锡：锡成印刷公司，1937)，收入《中国西北文献丛书》， 四辑 18 卷， 134 册，36。 5 高良佐， 《西北随轺记》，304。 6 张扬明， 《到西北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收入《中国西北文献丛书》 ，四辑 17 卷，133 册，239-40。 7 Ana Maria Alonso, “The Effects of Truth: Re-Presentations of the Past and the Imagining of Community,”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1:1(March 1988), 39-42. 8 Mythscape 一语，意指一个在时间与空间上高度展延的论述场域，国族的神话即于此场域中不停地被塑造、传 递与重构。参见 Duncan S. A. Bell, “Mythscapes: memory, mythology, and national identi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4:1(March 2003), 63-81. 1 19 表述为中国国族诞生、发展的根源所在。 如众所知，在国族建构的过程中，对于国族起源（origin）的想象，乃是极为紧要的一环。 在国族主义计划所构筑的时间图式（temporality）中，国族奠基与创生的时刻，便孕育了国族的 独特精神与本真性价值，因而，国族主义者所瞻望的未来、他们对“真实的”国族文化认同的索 求、对失落之国族精神的重振，其实乃是对座落于过去之国族根源的重新回归。1在这种意义下， 国族所由发祥的地理空间，自亦被视作国族命脉所系的神圣地域。这样的地域所构成的，便是 Anthony Smith 所谓之历史的土地，一块可以为国族成员提供感情寄托与物质保障，值得他们生 死相许，乃至不惜性命，捍卫其尺土寸地的国族家园。2 当然，西北的陕甘等地，原即是中国上古文明与政治的核心地区，这更为 30 年代的旅行者， 提供了有利的凭借。一如雅典之于现代希腊、罗马之于现代意大利，西北地区在他们笔下，也被 赋予中国国族谱系中开端肇始的神圣意义。邵元冲自述其所以不辞风霜、星轺万里，从事西北考 察之旅的缘由，便说：“西北诸省，为吾华族所自出，古代文化之焜耀于史策，以逮汉唐之文教 武功，流风余烈，罔不炳炳可考。……故于二十四年自春历秋，周游西北，考其政俗文教、地方 特产、关塞险阨、山川形势，以逮古代史迹，莫不灿然，益信吾华族之巨人先德，所以创造经营， 以贻我后人者至大。”3 1935 年王衍祜率领广州大学西北考察团赴陕游历，也发为如下感想： “陕 西为我国文化之发源地，亦即我民族之老家乡，在中国政治史、文化史上均占有最重要之位置， 惜因气候、交通以及人事种种关系，致昔日文物灿烂之地，今多化为荒凉蒙昧之场。”4 周振鹤 于所撰《青海》一书的前言中，更汲引清末民初盛行一时的“中国民族西来说”的论调，强调青 海地区乃是中国国族先祖最早定居开发的故土：“羲皇以上，汉族来自西方湟中一带；证诸考古 发掘，在新石器时代已有居民。其后黄帝且思归老昆仑之墟，巴颜哈拉山脉即昆仑之正干也。夏 禹去古未远，其治水也，导河积石，亦青海地也。……祖若宗之来路，弗敢忘也！然则青海之于 中国，实居荒古史之第一页矣。”5甚至连对当时甚嚣尘上的“开发西北”运动，态度相对保守的 翁文灏也认为，新疆地区素为西北要地，“河源玉石，远古传流，汉唐各朝，史绩尤著”，实非新 近归附的边远绝域，而毋宁更是中国国族久已有之的立国奥区。6 邵元冲等人有关西北为中国国族发源地的论述，用心所在，自非致力于上古史地的考订辨析， 而是企图藉由对中国国族光荣过去的追忆，激发时人景慕先祖，黾勉自奋，共御外侮，收复失土 的强烈国族意识。与邵元冲同时膺命谒祭黄陵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张继便说：“西北为吾民族 光荣历史之所在，吾人不能任其荒弃，必极力作建设之首创，以唤起国人认清中华民族过去确具 有光荣伟迹之精神，俾人人发挥其自信力。基于此种民族之自信力，国家方可永存于世界。…… 譬如意之墨索里尼、德之希特勒，亦无不以其罗马或日耳曼之民族精神或伟业，以警惕国人。吾 人救亡图存，更不宜忽畧伟大之历史，并荒弃此民族发祥之地，是诚全体国民所当努力注意者也。” 7 抗战期间，李孤帆往游西北，目睹河西地区残破荒凉的景象，不由发为这样的感叹：“河西本为 我们的祖先驱逐匈奴，努力开拓的地区，而今竟衰落到如此地[步]，我们作子孙的，应该如何奋 Sakia Sassen, “Spatialities and Temporalities of the Global: Elements for a Theoritization,” unpublished conference paper, cited in Kerem Öktem, “Incorporating the time and space of the ethnic ‘other’: nationalism and space in Southeast Turkey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0:4(2004), 567. 2 Anthony D. Smith, Myths and Memories of the Nation, 149. 3 邵元冲， “序”，收于高良佐， 《西北随轺记》，97。 4 王衍祜， 《西北游记》，52。 5 周振鹤， “《青海》前言”， 《禹贡半月刊》，1 卷 10 期(1924 年 7 月 16 日)，29。关于“中国民族西来说”在近代 中国国族建构上的作用，参见沈松侨， “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 《台湾社会研究季 刊》 ，28(1997 年 12 月)，36-40。 6 翁文灏， “序”，收于黄汲清， 《天山之麓》，卷首，1。 7 引见王衍祜， 《西北游记》，26-7。 1 20 发，恢复过去的盛况，继(？)为对得起先民[荜]路褴褛，惨淡经营的一番苦心。”11942 年，时任 赣南督察专员的蒋经国，在其西北行记的最后一段，更以无比感性的语词，号召有志青年返回中 国国族的古老故乡： 西北，你这个伟大而庄严的名字！西北，你这个中华民族的古老的故乡，我们祖先的坟 墓，我们祖先留下的灿烂的文化、遗产都在那里蕴藏着。但是，久违了，中华民族的子孙， 已经久违了这祖先的故乡，遗忘了我们无穷尽的文化宝藏，更遗忘了留在西北的同胞。但是， 今天中华民族正处在激变的时代里，敌人想从四面八方来统治我们，为了解救自身的苦处， 为了创造今后新的幸福的生活，我们已经自觉起来反抗敌人，自觉地起来从事建国工作。这 个时候，我们又记起我们祖先流血流汗的地方，那里丰腴的物产、坚强淳朴的人民、灿烂的 文化，都是我们抗战建国唯一的力量！今天，我们要建设新的中国，非但要建设新的东南， 同时要建设新的西北，为西北的同胞谋幸福的生活。所以，我们应当说有志的青年，应当回 到我们这古老的故乡去，有志的青年，应当到西北去。2 透过这样的修辞策略，广大的西北地区，遂与中国国族过去的历史以及未来的命运，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西北，不但是中国国族久已占居的固有疆土，更是整个国族赖以创生发轫的原乡故 园；它所召唤的，乃是对国族根源刻骨铭心的追忆与缅怀。因此，1930 年代中国知识阶层的西 北之旅，就个人外在行迹而言，当然是一段远离家园，飘泊跋涉的艰苦过程；但是，在国族认同 3 的象征层面上，却也正是一段倦游知返，重回故土的归乡之旅。 在一片“到西北去”、“回到 我们古老的故乡去”的吶喊声中，这片广袤而神秘的土地，终于完成了国族疆域化的漫漫历程。 然而，1930 年代西北旅行书写藉由“神话地景”与国族系谱的论述策略，所建构出来的国 族疆域，却并不是一个同质而统一的整体，而是一个充满着断裂、矛盾与争议的场域。文化地理 学者一再指出，任何特定的地景，一如书写文本，都是社会、文化的产物，都可以在不同的解读 方式下，被赋予繁复多样的意义。41930 年代的西北旅行者，主要是由汉族知识分子所构成的群 体，他们对西北地区这块地理空间的诠释，所依据的，基本上是一套以汉族族群历史为主轴的意 义与象征系统。但是，西北地区并非他们所想象的那样一块“璞玉素笺”、一片空白的无人空间； 反之，长久以来，西北始终是多种不同族群、不同文化杂糅并立、角逐争胜的“接触区”(contact zone)。西北的土地与地景，也纵横交错地缕刻着多元而纷歧的记忆；其所构成的，毋宁是一幅 混乱、无序而深具威胁性的复杂图像。因而，如何将这些在地的（local）异质空间与时间，有效 地夺占、整编进入一套掌握着支配性霸权、同质而整全的中国国族历史与国族地理之内，当然是 30 年代的旅行者所不能不面对的重大问题。 四、国族内部的“他者”：西北旅行书写中的边疆民族 一如远赴异国观光的当代旅游者，1930 年代由中国内地前往西北的旅行者，往往会在旅途 1 李孤帆， 《西行杂记》，249。 蒋经国， 《伟大的西北》(重庆：天地出版社，1943)，收入蒋经国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蒋经国先生全集》(台 北：行政院新闻局，1991)，册 1，228。 3 知名女作家冰心于 1934 年参加平绥铁路旅行团赴西北绥、察等地考察游历，及返抵北平，下车回家，顿觉“到 家反似作客” ，恰足透露西北旅行中“离家”与“回家”之间复杂而暧昧的关系。参见冰心，《平绥沿线旅行记》 (上海：北新书局，1935；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重印本，2002)，276。 4 关于文化地理学者借用文本(text)的概念与隐喻， 来研究地景的例证，可参看 Trevor J. Barnes and James S. Duncan eds. Writing Worlds: discourse, text and metaphor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landscap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Tim Edensor 也曾以印度的著名地景泰姬玛哈陵(Taj Mahal)为例指出，外国观光客、印度的穆 斯林与印度教徒等不同人群，对这个地理地址都有着极为不同的诠释，因而泰姬玛哈陵也成为各种文化认同相 互争持与协商的场域。See Tim Edensor, National Identity, Popular Culture and Everyday Life (Oxford: Berg, 2002), 46-7. 2 21 中邂逅许多与其日常经验大相径庭的陌生人群与事物。张恨水便曾记述过这样的亲身经历。1934 年，他路经甘肃省境的华家岭，蓦然碰见一群“头上扎花布，身上披了大围巾，还有落腮胡子” 的“印度人”，不由大为惊讶。几经打听，才弄明白，这群人并不是外国人，而是甫由土耳其朝 圣返乡的青海缠回。1 在国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中，由明确边界所区画出的国族疆域，往往被想象成一片同构型的土 地。国族边界以内，任何一块独特的区域都只是整个国族疆域的一部分，彼此分享着许多类似的 特质，并与国族边界之外的“他者”，构成巨大的差异。2国族认同，如 Peter Sahlins 所言，便是 靠这种分判集体自我及其“他者”的领土或社会边界来界定。3易言之，唯有在以异国的“他们” 作为参照对象时，一个社群才可能凝聚成整体性的“我们”。 30 年代西北旅行者同样也是藉由对“他者”的指认，来建构一套“中国”的国族认同。在 他们的笔下，危害中国国族的统一、阻碍西北地区与中国内地的联系交通，共同构成一完整“地 理体”的，正是一群以外国探险家与传教士作为具体代表的国族外部的他者。林竞于河套一带旅 行，目睹西方基督教会势力之庞大，便曾大声疾呼，提醒国人注意其包藏祸心，甘为帝国主义侵 略中国之工具的本质。4顾执中往游青海，在潼关赴西安的长途客车中，发现许多来自英、法、 德、土等国，拟赴青海、宁夏与新疆等地旅行的传教士与探险家，混杂于一般旅客之中。他也认 为，这些人无疑“是帝国主义者派来侦察我国内地的密探”，因而痛感，西北地区早已为帝国主 义者环伺觊觎，“国人若不奋起去拯救西北，充实边防，那末九一八式的悲剧，也许将搬到西北 来重演！”5 1936 年，范长江在由归化城乘车前往百灵庙途中，更直接体验了这些来自异邦的“他 者”，在中国疆域内横行无忌，反客为主的嚣张行径：“有几辆挂太阳旗的军用车队从我们后面驶 来，……开车的‘友邦’人士，趾高气扬的驾着汽车横冲直撞。我们的汽车得好好的让他！似乎 我们反而是到了外国的客人，我们的客人倒俨然有主人的神气！”6这些无所不在的外来威胁，确 实有力地激发了西北旅行者同仇敌忾的强烈国族意识。 不过，从上引张恨水的例证，可以看出，30 年代旅行者在西北地区所面对的，并不仅仅是 东西帝国主义列强及其代理人等来自国族外部的他者，更是许多共处于西北边疆，却在文化形态、 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乃至体貌特征上，都与这些旅行者所属的汉人族群，有着重大差异的人群。 如前所述，西北地区，自古以来，便是亚洲内陆各类人群征战贸易、活动往来的天地，即使在十 八世纪中叶这块地域被纳入清帝国的版图之后，始终依旧维持着其多元而复杂的族群与文化面 貎。7 在若干特定地区，汉人族群反而在数量上居于绝对劣势，根据一项估计，1949 年以前，新 疆境内的非汉人群，便多达总人口数的百分之九十四。8 无怪乎张恨水等对西北状况极度隔阂的 内地汉族知识分子，乍行涉足该地，往往不免感受到强烈的文化冲击，乃至要用“有点异国情调” 张恨水， “西行小记(十)” ，《旅行杂志》 ，9 卷 6 期(1935 年 6 月)，67。 Steven Grosby, “Territoriality: the transcendental, primordial feature of modern societies,” 145. 3 Peter Sahlins, Boundaries: The Making of France and Spain in the Pyrenee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271. 4 林竞， 《西北丛编》，62。 5 顾执中、陆诒， 《到青海去》，35。 6 范长江， 《塞上行》，25。 7 概略而言，1930 年代西北的广大地域，大抵是一个由边陲性的汉文化、藏传佛教影响下的藏文化，以及伊斯兰 教支配下的穆斯林文化等三大文化区块同时并存、交相混杂所构成的高度异质性社会。至其族群构成，则尤为 复杂，汉人而外，尚有多达数十种的少数民族，其中人数较众者，有散居于内蒙草原及新疆北路的蒙古游牧部 族、分布于青藏高原东侧的藏族、主要聚居于新疆南路的维吾尔族，以及散居西北各地的“华夏穆斯林” （通 称为“回族”或“汉回” ）。 8 Wolfram Eberhard, China’s Minorities: yesterday and today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82), 62; cited from Lisa E. Husmann, “‘National U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Davis Hooson ed., Geography and National Identity, 153. 1 2 22 的譬喻，来表达其惊讶与新奇的感觉。1 借用 Winichakul 的说法，这些“有点异国情调”的人群，其所构成的，正是中国国族“内部 的他者”(the others within)。2 或者，更精确的说，他们乃是中国国族内部的“陌生人”(strangers)： 他们既非纯然处于国族外部的异己，却又无法完全纳入由汉人族群所构成的核心“我群”。他们 所处的，毋宁乃是介乎“归属”（belonging）与“不归属”（un-belonging）之间模糊而暧昧的位 置。3 他们的存在，显示了中国国族的实质边界（literal boundaries）或国族地理体的政治边界， 与象征边界（symbolic boundaries）或国族的文化边界不相迭合的断裂状态。4 因而，当 30 年代旅行西北的汉族知识分子在国族主义意识形态激励下，致力于建构一个完 整而统一的中国国族时，他们所遭遇的一项棘手难题，便是如何因应帝国遗产所带来的重担：怎 样将国族边界之内这些零散而分歧的异质空间，凝聚、转化为一块统整而同质的国族空间；怎样 把这些纷赜多样的独特在地文化，夺占、收编进一套稳固而统一的国族文化？简言之，便是如何 透过一套有效的论述策略，重新缝合中国国族的实质边界与象征边界。为此，这些汉族知识分子， 几乎无一例外地于其旅行书写中，投注了大量笔墨，来刻划他们所见所闻的异质人群与文化。 30 年代西北旅行者首需解决的问题，乃是如何辨识与区分散布于这块广大地域上各式各样 的人群。他们赖以进行族群分类的认知框架，则是一套经由传统概念与现代科学知识，交互运作， 杂揉而成的混杂性知识（hybrid knowledge）系统。一方面，由多元族群所组成的清帝国基于统 治的需要，曾长期致力于对帝国边陲民族群体的识别与命名；其所界定的族群类别与称号，也往 往沿袭至今，与当代中国的民族识别工程有着密切的历史连续性。51930 年西北游记中屡见不鲜 的“缠回”、 “西番”等族群称号，适足反映中国固有之族群分类范畴与解释系统的普及程度。另 一方面，二十世纪初期以降，在由西方引进的现代民族学知识的形塑下，这些人群也逐渐被建构 为具有共同语言、血统、文化特质，并在历史中延续存在的“民族”。6 30 年代旅行西北的知识 分子，也往往透过“民族”的概念，来辨识、理解与再现西北地区的人群。散居于南疆塔里木盆 地周围诸绿洲，原本仅具高度分化之地域性认同的“缠回”，便是经由这套新兴的知识论述，于 1934 年参加平绥路局“西北考察团”的孙媛贞于张家口境内初见蒙古骆驼商队时，便对“他们从头到脚的装束”， 感到十分“新鲜特别” 。见孙媛贞，《一周间西北旅行记》 ，28。“有点异国情调”一语见萨空了， 《从香港到新 疆》(原刊香港：民主出版社，1946；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重印本，2000)，123。 2 Thongchai Winichakul, “The Others Within”. Jonathan Lipman 也曾指出：当代中国人(汉人)，在一定程度上，仍是 藉由与国内的“他者” ，而非国族外部的“他者”的对照，来界定本身的族群与文化认同。见 Jonathan N. Lipman, “Zhonghua Minzu: Ethnic Unity and Plurality in Modern China,” 1. Louisa Schein 则将中国境内处于地理与认知边 陲的非汉族群，称作 “internal other”，见 Louisa Schein, “Gender and Internal Orientalism,” Modern China, 23:1(Jan. 1997), 73. 3 关于“陌生人”这种既非“我们” ，又非“他们”的混杂身分，以及其对既定认知秩序与社会安排所构成的威 胁，参见 Michael Pickering, Stereotyping: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Houndmills: Palgrave, 2001), 204, 213. 4 关于国族之实质边界与象征边界的区分，参见 Michael Pickering, Stereotyping, 83. Thongchai Winichakul 则分别 称之为“地理体”(geobody)与“国族性”(nationhood)；他指出：作为一个地理体的泰国，并不等同于泰国国 族。泰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虽然位居此一地理体之内，但在族群、宗教与意识形态等层面上，却处于泰国国族 的边缘。见 Thongchai Winichakul, Siam Mapped, 170. 5 以西南边区而言，自十七世纪初期以至十九世纪中期的两百年间，仅贵州境内，由地方官吏根据直接观察与实 地调查，而辨认出的民族群体，便由最初的 13 个，陆续增加到 82 个之多。这些群体所构成的几个较大的族群 范畴，如苗、猺（瑶） 、峒（侗）、獞（壮）等，至今仍为中国境内官方正式认定之 55 个“少数民族”的一部 分。参见 Laura Hostetler,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135-36. 对于清帝国在族群辨认上的成就与影响，当代学者多持正面之评 价，James Millward 甚至认为，共产中国的族群政策中，承袭自乾隆皇朝的成分，绝不逊于受诸斯大林民族理 论的影响，语见 Justin Jon Rudelson, Oasis Identities: Uyghur Nationalism Along China’s Silk Roa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21.。 6 关于西方民族学知识在近代中国传播与发展的过程，参见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 ，上卷（1903~1949）（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 。 1 23 1930 年代中期，被转化成一个整体性的维吾尔民族。1 就此而言，在近代中国“少数民族”2族 群生成（ethnogenesis）的复杂政治、文化过程中，1930 年代的西北旅行书写，殆不失为其间一 个过渡性的片断（moment） 。 透过“民族”概念的引导，1930 年代的旅行书写中，西北地区的人群，逐渐由旧有笼统而 浮泛的称号，被进一步指认、区分为多个界线分明，各具特色的族群范畴。嘉庆年间，祁韵士于 记述其谴戍经过的《万里行程记》一书中，偶或分别叙及甘新等地的“番民”、 “回民”与“缠头” 等不同人群，却更常以“番”一名泛指各地的少数族群。3及 1938 年，顾颉刚发表其考察西北之 感想，则已明白指出，其所经行的甘、青等地，多属“种族”与宗教最为复杂错综的区域，“在 种族方面，包括有汉、满、蒙、回、番、羌、撒拉回及土人等。番人现称为藏人，撒拉回即新疆 的缠头回”。4 至若新疆地区民族群体的分类与识别，尤为 1930 年代旅行西北之汉族知识分子共 所瞩目的重大课题。1916 至 1917 年间，谢彬往游新疆，已初步辨识出汉、满、蒙、回、缠、哈 （萨克）、布（鲁特）、塔（吉克）等 8 个不同民族，“各为礼俗，自成风气”。5 其后林竞、刘文 海、冯有真、吴蔼宸、徐弋吾诸人，相继涉足新境，踵事增华，对于当地复杂的民族构成，也都 有过进一步的论述与分类，逮及 1940 年代初期，新疆十四族的通行说法，遂告确立。1942 年底 至 1943 年初，分别前赴新疆考察工矿与地质的李烛尘与黄汲清两人，便不约而同地指出：新疆 号称有“汉、满、蒙、回、维（吾尔）、哈、柯（尔别孜，即吉尔吉斯）、锡（伯）、索（伦）、塔 塔尔、塔兰其、塔吉克、乌孜别克”等 14 个不同的民族。6对于这些边疆民族的人数与地域分布， 西北旅行者也努力勾勒出一幅清晰的族群地图。7易言之，1930 年代的西北旅行书写，乃是藉由 对民族学知识的挪用，来描述、建构中国国族内部的“他者”；经由这套特定的知识实践，以往 帝国边陲，面目模糊、身分难辨的非汉人群，遂亦渐形具象化，成为一般大众习而不察、毋庸置 疑的“社会现实”。81942 年，蒋经国在视察西北途中，特意于肃州（酒泉）同席邀宴当地汉、蒙、 回、藏、哈等各族代表，便高度象征性地表达了官方权威对这些边疆民族在中国这个地理体内合 法地位的肯认。9 民族学知识的介入，同时也改变了汉族知识分子对西北边疆民族的认知模式与再现策略。L. J. Newby 曾经指出，通贯清代中后期的百余年间，官绅士夫对于西北地区及其人群的旅行记述， 始终是以文/野之分的二元架构，来建构“中国”与华夏边缘之“四裔蛮夷”的阶序性差异秩序。 他们住往是以“中国”的文化标志为准据，来描绘这块陌生的地域；他们所刻意凸显的，乃是西 北地区及其族群背离“中国”文化既定价值及规范的刻板形象。这些形象，有力地形塑了中国知 Justin Jon Rudelson, Oasis Identities, 5; 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2001)，162。 2 目前常被用来指称中国境内非汉族群的“少数民族”一辞，乃是 1950 年代中共政权进行大规模民族识别工程 后始得确立的族群分类概念与范畴，在 1930 年代的文献中，则多使用“边疆民族”一语，因此，本文也依循 斯时之语境，尽量保留“边疆民族”之概念，惟间为行文便利或泛指当代之族群范畴时，则仍沿用“少数民族” 一语。 3 祁韵士， 《万里行程记》，13、16、19。 4 顾颉刚， 《考察西北后的感想》，13。刘文海也把甘肃境内的民族，区分为汉族、汉回、番族、蒙古族、缠头回 族等数种；马鹤天则说： “青海民族复杂，有类新疆，除汉人外，有回、有蒙、有藏，并有土民。 ”分见：刘文 海， 《西行见闻记》，83；马鹤天， 《西北考察记 • 青海篇》 ，109。 5 谢彬， 《新疆游记》(上海：中华书局，1925；上海：上海书店《民国丛书》影印本，1992)，371。 6 李烛尘， 《西北历程》，185；黄汲清，《天山之麓》 ，19-20。 7 例见林鹏侠， 《新疆行》，页 27-28。 8 关于近代中国民族学知识与少数民族族群建构之关系，参见王明珂， 《川西民俗调查记录 1929》 “导读”，收于 黎光明、王元辉著，王明珂编校， 《川西民俗调查记录 1929》(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4)，14-15， 20-21；并可参见何翠萍， “从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几个个案谈‘己’与‘异己’的关系”，收于徐正光、黄应 贵主编， 《人类学在台湾的发展：回顾与展望篇》(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9)，357-404。 9 蒋经国， 《伟大的西北》，210。 1 24 识阶层对西北地区非汉人群的想象与理解。1乾隆年间，七十一所撰《西域闻见录》，便对回民（缠 回）不遵礼教，尊卑无序、男女无别的“陋俗”，多所著墨。2清末裴景福叙述南疆缠回民俗，也 极力渲染其“愚惰不开化”，畏威而不怀德的性习，因而主张强化家父长制的威权统制，推行所 谓“强迫爱劳政体”。3 这种以汉族文化为中心所构筑的文/野二分的文化论述，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支配着 1920 与 30 年代西北旅行者对当地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书写方式。谢彬在《新疆游记》中对南疆缠回生 活习惯的描述，便几乎完全承袭了裴景福的叙述模式：“缠民性愚惰，苟给粗粝，即辍业而嬉， 不为储蓄谋，必饥而始耕，寒而始织，薄治田产，求足租税，免催呼而止”。4林竞于游历西北各 地后，对内蒙、新疆、青海这片广袤地域及其人群的文化风貎，更作了概括性的论断： 膴膴平原，茫茫青野，但见毡庐毳幕，碉居土窟而外，物质文明杳无所有也，……弃诗 书而诵哥兰，蔑伦常而重剃度。世界大势，茫无所知；共和意义，充耳不闻。宗教之锢习甚 深，而文化如是其不进步也。5 不过，在上述以汉族文化价值与规范来区判“自我”与“他者”的传统模式之外，30 年代 的西北旅行书写，对于当地的非汉族群及其文化，也逐渐出现了一套不同的论述策略。在这种新 的想象之中，这些人群不再只是“弃诗书、蔑伦常”， “野蛮乱暴”的化外顽民，而是在语言文字、 生活习惯、风俗宗教上，自具特色，并与汉族迥然有别的不同“民族” 。6这些“民族”的民风习 性，甚至多有优于汉人之处。顾颉刚即自承其一向认为藏民尚保持蛮野之习惯，未受文化之陶冶， 及亲赴甘、青边疆藏人地区实地考察，目睹其平民则彬彬有礼，无赤贫之家，其寺庙则精美宏伟， 逾于皇宫，其喇嘛则埋头治学，献身经典，乃“为之瞿然以惊，惶然以惭”。7 追随顾颉刚游历 西北的王树民，更明白指陈藏族文化“与中原者异本”，自具其独特价值，固未可妄加以“无文 化”之污名。8至于回民（兼含汉回及缠回）与汉人的优劣对比，则尤为西北旅行者反复致意的 议题。1931 年赴西北考察地质的杨钟健便认为，汉人虽在新疆居于统治者的地位，而其民俗习 惯，“莫不习于淫侈恶腐”，反倒是被统治的缠民，既无吸烟、缠足之陋习，复注重清洁卫生，反 较汉人更多可取之处。9顾颉刚对于甘青地区回民“有信仰、无嗜好，身体强健、团结坚固”等 诸多优点，也是屡加称道。10 范长江根据其亲身见闻，更极力强调西北地区民族竞争中，回优汉 劣的明显对比。他指出，宁夏境内回民聚居之地，道路水渠，井然有序，阡陌纵横，农功毕至， 其土地生产量几逹汉人农地的二倍。盖西北一般汉民，耽溺鸦片，生机斵丧殆尽；而当地回民受 惠于宗教信仰，不嗜鸦片，因而有着强健的身体、勇敢的精神。为此，范长江甚至提出严重的警 告：“此种趋势，如没有纠正的方法，则西北的将来，汉人只有渐归于天然淘汰之途” 。11 这些西北旅行记述文本，所以能摆脱以往对边疆民族负面刻划的窠臼，转而赋予这些异己人 L. J. Newby, “The Chinese Literary Conquest of Xinjiang,” 452.关于清代知识分子如何藉由文/野二分的文化观，建 构“中国”与周边少数民族之文化差异的例证，可参见庄雅仲， “裨海纪游：徘徊于自我与异己之间”， 《新史 学》 ，4：3 (1993 年 9 月)，73-74。 2 七十一， 《西域闻见录》(青照堂丛书本)， 《回疆风土记 • 风俗》，93b。 3 裴所谓“强迫爱劳政体” ，即“多设农商工官督课之，严定规程，勤则奬予之，不及则责罚之，……犹之分财与 顽弱子弟，子弟不能理而父兄代理，俟其成立而后授之，此所谓爱劳政体也。 ”见裴景福，《河海昆仑录》 ，143。 4 谢彬， 《新疆游记》，164-65。 5 林竞， 《西北丛编》，397-98。 6 冯有真， 《新疆视察记》，2。 7 顾颉刚， 《西北考察日记》，卷中，37。 8 王树民， 《陇游日记》，收于中国人民政协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甘青闻见记》(兰州：甘肃人 民出版社，1988)，195。 9 杨钟健， 《西北的剖面》，295-96。 10 顾颉刚， 《西北考察日记》，卷上，37。 11 长江， 《中国的西北角》，269-70，312。 1 25 群及其文化正面的评价，固然与其作者经由亲身经历与实地观察所积累的民族志知识，有着极为 密切的关系。不过，导致这种文化视角与再现模式之变化，最为重要的因素，或许还是这群汉族 知识分子对于建构一个强固统一之中国国族的高度关怀。1 顾颉刚在上举引文中，于称道甘青回 民之余，紧接着便说： “如克加以适当之教育， （回民）实足为复兴中华民族之中坚分子”。2李烛 尘对于新疆维吾尔族的积极肯认，也是出自同样的动机： 新省人民以维族为最多，有文字、有经典，及其他医药等书，且有音乐、有歌舞，其艺 术之高明，即文化水平高尚之表现。而身体强健、知卫生，并无他种不良之习惯。是为中华 民国民族中一优秀分子，奬掖扶植，即所以“永保新疆为中国领土”也。3 范长江则更进一步，对西北部分少数民族“汉化”的现象，提出反对的意见。他以甘川边界 藏人习染汉族文化，以致同陷于嗜吸鸦片的难拔深渊为鉴，指出，边疆民族一旦“汉化”，一方 面将使汉人再无有力之竞争对手，不能自我奋励，促进本身体力、智力与政治、经济的发展；另 一方面，则这些民族的固有文明，势将“因同化而犠牲，不能使之充分发扬，以构成将来新中国 文化之一部”。4在这样的论述策略之下，西北地区的非汉民族群体，遂被建构成为一种极其吊诡 的社会存在。他们一方面被当作是与中国国族之核心成员——汉族相对立的差异性“他者”，同 时却又是足以使中华民族这项国族概念更为具体、内涵更形丰富的不可或缺的组成分子。5 当然，直接激发 30 年代汉族知识分子的国族主义热情，促使他们汲汲致力于建构这套将西 北边疆民族纳进中国国族象征边界之内的特定论述者，乃是他们对中国所面临之深重国族危机与 西北地区特殊形势的体认与感受。在他们的认知中，1930 年代的西北，实为东西方帝国主义势 力多方觊觎、亟欲染指的对象，其处境之危急，殆将踵武已告沦丧之东北，从中国的地理体中被 分割出去。1933 年追随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视察新疆的冯有真，便认为，新疆为西北边防重镇， 幅员之广、宝藏之富，不亚于已失之东北四省，而在俄、英、土等国环伺之下，“危机紧迫，隐 忧潜伏，尤远过当年之东北”。6 然而，西北地区遭罹外敌威胁严重若斯，内部各族群之间却因体质容貌、生活礼俗与宗教文 化之歧异，加以权力关系之不平等，隔阂日深，嫌隙屡生。自十九世纪中叶以降，西北地区即长 期陷入扰攘不安的动荡局面，族群之间的暴力冲突几于无日无之，当地少数民族对于中国的认同， 至为淡薄，寖假而于民国期间屡次出现族群民族主义的分离运动。1933 年，南疆缠回于喀什组 织“东土耳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自立政府，驱逐汉人，并宣布与中国脱离关系。71936 年，内蒙 德王复于日人支持下，成立自治政府，与国军血战于绥东一带。凡此诸端，在在反映出 30 年代 西北地区内外迭乘，土崩鱼烂的殷重危机。 对于西北地区族群关系的矛盾与紧张，旅行西北的中国知识分子，目击身受，感慨自深。北 伐期间，共产党员宣侠父遄赴塞外，参加西北军工作。某日，行经回族聚居之山村，向居民乞水 解渴，回民慑于兵威，不敢拒絶，但是，一等宣侠父一行离开，他们立刻把盛水的磁碗抛弃。宣 1 其实，近代中国民族学(或人类学)的起源与发展，便始终与国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有着千丝万缕，难以分梳的 纠葛，甚至呈现为一种国族主义的学风。对于这一侧面的讨论与反省，参见何翠萍， 《从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 几个个案谈“己”与“异己”的关系》 ，388-91。 2 顾颉刚， 《西北考察日记》，卷上，37。 3 李烛尘， 《西北历程》，126。 4 长江， 《中国的西北角》，53。 5 王明珂， 《川西民俗调查记录 1929》 “导读”，14；关于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在汉人眼中，这种既对立又包容的吊 诡形象，参见 Louisa Schein, “Gender and Internal Orientalism,” 71. 6 冯有真， 《新疆视察记》， “卷首语—代序”，1。 7 参见纪大椿， 《新疆近世史论稿》(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179-80；Justin Jon Rudelson, Oasis Identities, 28; 当时人对此事的记述，参见吴蔼宸，《新疆纪游》 ，180-86。 26 侠父事后得知，痛感回汉族群之间鸿沟之深、敌视之烈，几于无可消弭。1 刘文海于甘肃隆德境 内，更亲闻回汉族群相互仇杀，无分老弱，尽行屠戮的惨剧。2 范长江多次游历甘、青、内蒙等 地，也屡遭藏、回等少数民族的排拒与抵抗，狼狈困顿，苦不堪言。3 在这些知识分子看来，西北地区族群关系所以恶化至此，不能不归咎于掌握政治权力之汉人， 对于异己族群的歧视、压迫与剥削。顾颉刚便认为，甘肃境内，汉、回（汉回）、藏三族人数相 埒，势均力敌，而种族宗教大相悬殊，本已易生冲突。乃汉人独居政治之优势，“往往利用其地 位以事夺取”，双方猜嫌既久，无日不作相斫之酝酿，以致一有发泄机会即生大乱， “西北所以三 十年一乱，其故在此”。4李烛尘论析新疆的民族问题，也指出，汉族历来于军事、政治上占有优 厚之势力，却又滥用其势力，贪污淫暴、役使各族，以致缠回青年离心离德，“其独立运动几有 不可终日之势”。5 范长江同样也把西北地区蒙、藏族群仇视汉人，亟欲脱离中国的普遍心理， 视作汉人不合理之民族政策所造成的恶果。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指出，川、甘、青等地汉人每 以“中原人”自居，鄙视蒙、藏人群，称之为“鞑子”、“番子”，复从政治、军事与经济等各方 面肆行敲剥与侵略，“民国所谓五族共和者，实空有其名耳”。他强调，当前帝国主义列强争雄东 亚之重心，已集矢于中国，西北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深重矛盾，适足与人以可乘之机；苟不知警觉， 改弦更张，则“中国今后民族之大分裂，为期不远也”。6 为了改善西北的民族关系，振救中国国族迫在眉睫的危亡命运，这些西北旅行者也相率提出 尊重少数民族、赋予其平等地位，俾于中华民国的国家架构下，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看法。林 鹏侠于总结其西北之行时，便认为，欲开发西北、巩固国防，“非积极努力全国人民之团结不为 功，而尤以解除回汉历史纠纷为当前之要务”。她指出，西北为回族生活之地域，“吾人至少亦宜 尊重其地位，而使之相安” ；且回民忠实勤俭，固中国五族中之健者，“果能善为抚绥，施以训练， 则捍患御侮，宁不能蔚为前驱”？7范长江则极力强调，中国国内各民族相互间的共同利害，远 大于彼此间的利益冲突；他说：“我们现在遭受着外来民族严重的压迫，我们有共同的危机，我 们需要共同的生存，……我们需要在一种合理的民族关系上来消除内在的冲突，把我们共同的力 量，抵抗外来的侵略，以求共同的生存”。因而他大声疾呼，主张各民族进行平等之政治联合， 经由经济之自然流通、文化之自然交流，来凝聚西北地区歧异多样的人群，共同抟铸以成一个巩 固而团结的“中华民族”。8 由此可见，上述 1930 年代西北旅行文本中对边疆民族及其文化的正面再现与肯认，其实并 非出自尊重与肯认“文化多样性”的知识立场与道德信念，而毋宁乃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为因应 现实政治需要，所建构出的一套新的国族想象方式。在这种新的国族论述中，中国国族的象征边 界，被极力向外推廓，终至与中国地理体的实质边界相迭合，从而将作为“异己”的少数族群， 整编、收纳进入中国国族的范畴。 然而，30 年代的知识分子并不仅以收编、包容差异性他者，建构一个政治性的想象共同体 为已足；他们理想中的中国国族，同时还是一个由血缘、族源等根基性纽带相维系，并具高度同 构型的文化共同体。为此，这些西北旅行者也进行着一项将中国国族的实质边界向内压缩，以与 国族象征边界相契合的反向运动。他们所采取的策略，则是诉诸一套国族化历史知识的建构，试 1 宣侠父， 《西北远征记》(上海：北新书局，1931；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重印本，1982)，101。 刘文海， 《西行见闻记》，28。 3 长江， 《中国的西北角》，44、59。 4 顾颉刚， 《西北考察日记》，卷中，36-37。 5 李烛尘， 《西北历程》，185。 6 长江， 《中国的西北角》，37-39，154-55。 7 林鹏侠， 《西北行》，209-10。 8 范长江， 《塞上行》，28，38-39。 2 27 图从渺远的过去，来追寻西北地区诸民族群体与汉族之间在族群起源与历史发展上的深厚渊源。 1 马鹤天便以为，所谓中华民族， “实皆同源”，加以数千年间，各族群接触频繁，风俗语言相互 同化，血统亦因彼此通婚而混融为一，殆已难为明确之分别。2 他并且以甘边小镇唐汪川为例， 指出，该镇居民半汉半回，实则共同源自元代四川唐姓汉民，其同祖分支于今犹能分判行辈，由 是可知，甘肃的回民与汉人，“大半仅宗教不同，并非民族有别”。3 刘文海也指出，甘肃汉回虽 源自中亚细亚一带的土雷尼亚族，惟自汉唐以降，已长期同化于汉族，以致今日之回民，多与汉 人无所区别；换言之，甘肃回族在血统上，乃是一种复杂的混合民族，而与汉族关系最为密切。 至于甘青边界的番（藏）族，虽必未如《书经》所云，为古代“三苗”之后裔，惟番族的容貌特 质几与汉族完全相同，是“二族本出同源，因生活环境之关系，始演成后之别异耳”。4黄奋生则 更进一步把中国外围各少数民族，完全视作炎黄的后裔，与中原汉族“同源同祖”。例如，青海、 西康与西藏地区的藏族，追本溯源，实为炎帝之苗裔，其始祖无弋爰剑，乃于战国时期，由陕西 辗转迁徒此地。下及唐代，复与中国通婚，汉藏两族更缔结为舅甥的姻亲关系。只因中国地域辽 阔，相距窵远，交接不繁，遂使“本是同根生”的国族“同胞”，沦于“相闻不相识”的隔阂与 疏远。5 30 年代这种“以历史事实融合国族”的努力，尤为历史学者顾颉刚所重视。1937 年，顾颉 刚在甘边卓尼对藏族喇嘛演讲，即极力指陈藏人与汉人之间历史血缘的亲和性。他认为，西北地 区所谓番民、藏民，皆源自古代的羌族，而“羌人与汉人关涉三千余年，汉人中已有不少羌人血 统”；因而，番、藏民族与汉族，在族群起源上，实具极为密切之联系6。前此一年，他在讨论回 汉关系的一篇文章中，也从元明以来，回汉之间频繁融洽的文化交往入手，一再强调回汉两族， 无论在历史文化上，抑或是种族血缘上，都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回汉民族乃是“混合无间 的一家人”，其所以产生隔膜与纠纷，完全是清代二百多年分化愚弄政策所造成的恶果，绝非信 仰与生活习惯的差异，致使回人与汉人“在本质上不能接近”7。 顾颉刚对历史连续性与种族同源性的高度强调，最终促使他走上了彻底否定边疆民族之民族 属性的路向。1938 年，他在报告其考察感想的演讲中，便对民国以来所通行的“五族”之说， 大加抨击。他认为，所谓“五族”，原本只是清朝统治下的五部。及汉、满、蒙、回、藏等五族 之名创立以后，遂假窥伺觊觎之外敌以可乘之隙，得以挟五族之名，行其分化中国之毒策。实际 上，中国内部并没有以“种族”为内涵、界线分明的“民族”之别；构成中国的，并非五族，而 是三个文化集团：汉文化集团（包含满文化）、藏文化集团（包含蒙文化）与回文化集团（内含 汉回文化）。这三个文化集团，也就是“中华民族”里面的三种生活方式。他并且进一步以他在 甘青等地调查所知，指出：这三种文化集团虽然来源不同，形式各异，却已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 逐渐交流混融，而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体。换句话说，在顾颉刚看来，中国境内的人群，并没有种 族、文化上的本质性差异，他们所共同组成的，毋宁乃是一个同质的国族整体——中华民族。8 1 事实上，民族学于近代中国开创之始，便十分注重从中国历史典籍来为少数民族溯源的工作。何翠萍便指出， 这种学术取向，乃是国族主义学风的产物，它与其说是对异文化的研究，还不如说是对中国本身或中国古代边 疆史的研究。见何翠萍， “从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几个个案谈‘己’与‘异己’的关系”，366-70。 2 马鹤天， 《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第二编，256。 3 马鹤天， 《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第一编，4；并可参见马鹤天，《西北考察记 • 青海篇》 ，36。 4 刘文海， 《西行见闻记》，88-89。当时所谓藏族为三苗后裔之说法流传甚广，例见张文郁，《拉卜楞视察记》 （兰 州：新陇日报社，1935） ，收入《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四辑 8 卷，124 册，299。 5 黄奋生， “序”，收于马鹤天， 《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第一编，1-2。 6 顾颉刚， 《西北考察日记》，卷中，13-14。 7 顾颉刚， “回汉问题和目前应有的工作”， 《禹贡半月刊》，7 卷 4 期(1937 年 4 月 16 日)，179-80。该文原刊于《独 立评论》 ，227 号(1936 年 11 月 15 日)，8-11。 8 顾颉刚， 《考察西北后的感想》，15。 28 经由范长江、顾颉刚等人对“中华民族”取径殊异的论述策略，1930 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 在他们的西北旅行书写中，分别建构出两套不同的国族想象。中国，或是一个由多个异质“民族” 平等联合，所形成的政治共同体；或是一个由血缘与历史等根基性纽带，所凝聚而成之同质的文 化共同体。 但是，不论是以领土国家为取向的政治国族，抑或是以族源历史为依归的文化国族，30 年 代的西北旅行者，依然不免在他们所建构的中国国族内部，重新复制出一套阶序性的差异秩序。 如上所述，许多前赴西北旅行的知识分子在致力辨识与再现当地人群及其文化的过程中，有 意识地扬弃了传统以汉族文化为中心所构筑的文/野二分的文化论述。但是，他们所填补上的， 却是另一种以社会进化论为骨干，由进步/落后的二元对立范畴所构成的“现代化”论述，从而 在中国国族内部，设计出一项更为严密有力的教化方案（civilizing project）与一套更具宰制性的 权力关系。 在这种“现代化”的论述形构中，中国国族内部各族群，分别被置放在社会进化的不同阶段。 来自内地都会的中国知识分子所代表的，乃是顺应世界潮流、符合现代生活需要，进步而理性的 普世性知识与文明；反之，西北边疆民族的文化，则是狭隘、落后而停滞的历史遗留。徐炳昶认 为，新疆缠回所承袭自阿拉伯的文化与宗教，在历史上固有其优长之处，却已“是古代的陈迹， 并不是现代精确的学问”，远不足以适应现代生活。1刘文海则指出，甘肃回民的生活，“尚未脱 离中世纪时期之情境”，其文化程度，实与现代相差太远，“所谓新思想、新潮流，多未输入波及， 诚为二十世纪中应伤心之事”。2 进化程度较高的回民犹且落后窳劣如斯，则进化程度更逊一筹的蒙、藏族群，自是等诸自郐， 无足称道。民国初年，周希武赴青海玉树藏民地区勘界，便把其社会发展阶段定位于游牧与耕稼 之间，“其生活甚低，其族制未固，而迷信宗教乃最笃”。3 林鹏侠同样认为：“青海蒙番杂处， 浑浑噩噩，未脱原始时代色彩”。4 刘文海穿行内蒙，更对蒙族人民游牧为生，不适于“优胜劣 败”之“天演公例”的发展前景，深表忧心：“蒙民应知游牧生活乃落伍生活，居今之世而不思 改换、不图整刷，其民族势必为天演所淘汰”。5 人类学者 Johannes Fabian 曾经指出，人类学知识往往透过将地理空间的差异转化为时间的差 异，来进行对“异己”的建构。在这一套特定的喻说形构中，“人类学知识所指涉的对象，持续 而有系统地被置放于一个与人类学知识论述生产者所处之‘现在’迥然不同的时间点上”，从而 根本否定了两者的同时共存性（coevalness）。61930 年代旅行西北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是利用了同 样的论述机制，来重新确立他们在中国国族内部阶序性秩序上的优越地位。他们的旅行书写，正 是一套“时间化”的文化实践。在这样的书写中，西北地区的边疆民族人群，虽然被移置到一个 同质的国族空间之内，却又同时被摆放于与这些汉族旅行者在进化程度上高下有别的不同“文明” 层级之上。后者指向的，乃是国族现代性远景赖以实现、开展的“现在”；而前者所代表的，却 是国族落后、隐晦的“过去”。双方所共同构成的，则是一个具有同构型、沿续性，但在等级上 有所区分的国族连续体。7 在这种将空间差异时间化的论述实践下，西北的非汉人群，往往被美学化、浪漫化为体现国 徐炳昶， 《徐旭生西游日记》，册 1，48-49。 刘文海， 《西行见闻记》，112-13。 3 周希武， 《玉树调查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重印本，1986)，85。 4 林鹏侠， 《西北行》，146。马鹤天与王树民也都有过类似说法，分见马鹤天，《西北考察记 • 青海篇》 ，74；王 树民， 《陇游日记》，252。 5 刘文海， 《西行见闻记》，279。黄汲清亦有类似的论述，见黄汲清，《天山之麓》 ，22-23。 6 Johannes Fabian, 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31. 7 参见何翠萍， “从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几个个案谈‘己’与‘异己’的关系”，391。 1 2 29 族原初本质的表征，也成为旅行者国族主义乡愁情怀（nostalgia）投射的对象。林鹏侠对于青海 番民严守居丧不歌不乐之古制，便是以“礼失而求诸野”的说法大加称扬。1黄汲清也把南疆缠 民于初夏采食桑葚，终日偃卧，以致屡受诟病的“惰劣”习性，重新诠释为“特富诗意”的理想 生活方式，即“儒家所讴歌的唐虞郅治之世”，盖亦无以过之。2 范长江更将与汉人少有接触的 藏族“生番”女子，表述为未经“文明”污染之“自然”；甚至以为他们自由交往的男女关系， “比汉人之受重重礼教束缚者，要美满得多”。3 然而，另一方面，这些少数民族“落后” 、“原始”的生存状态，却同时也为汉族知识分子藉 由“进步”、“现代化”的教育方案，以遂行族群“同化”的国族主义计划，提供了有力的正当性 基础。4 30 年代的西北旅行者，便几乎无人不把兴办新式教育，当作是解决西北各种问题的重要 对策。徐炳昶在指陈新疆缠回的固有文化已是古代陈迹之余，就极力主张于新疆各地遍设学校， 教授“近代精确的学术”。他认为，新疆回民如果还想在现在的时代生活，便不能不进汉人所设 学校，学习现代知识，苟如此，“三、五十年后，或者可以有相当的同化” 。5 顾颉刚也主张在西 北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师范讲习所，使汉、回、藏诸族群，“以教育相同而达思想相同，因思想相 同而情感互通，因情感互通而团结为一体”。6而即便是反对“同化”政策最力，主张各民族平等 联合的范长江，也一再呼吁在西北边疆，灌输科学教育，以减轻宗教毒害，“使边地民族迎头赶 上近代民族之水平，而为光华灿烂之中华民族作成优秀的成员”。7 经由这样的“教化”论述，西北的非汉族群，虽然被包容、编纳进入“中华民族”的边界之 内，却依然居处于国族的边陲。他们不能自我表述，只能作为被表述的客体，接受汉族的规训与 指导。8刘文海便说：汉民人数远在满、回、蒙、藏等边疆民族之上，智力之发展亦非其他族群 所能望其项背，因而，汉族之优越地位，固为理所当然。9 同时，这些非汉族群既因“愚昧太甚， 迷信太深”，不足以“尽地力，开宝藏”，则汉族之移民西北，代为开发，自属天经地义矣。10 刘 文海论及内蒙地区荒凉落后、地利未辟的残破景象，便说： 今日内蒙古，仍未大改鸿蒙故观，罕经人工改造，并且徒见其多方摧残。盖该地不幸， 自有史以来恒为游牧民族交驰地域，游牧民族鲜知建设，……故内蒙古所以满目荒凉者，即 居无定所之人亦不能辞其咎焉。11 从这样的观点推衍阐发，30 年代的旅行书写中，甚至出现了将西北的开发工作，比拟于日 本与美国对北海道与菲律宾的殖民事业。由是而论，1930 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西北地区所进行 1 林鹏侠， 《西北行》，123。 黄汲清， 《天山之麓》，173。清末以来的新疆旅行书写，辗转传钞，往往都会述及南疆缠回这项独特的生活习 俗，但是在 1930 年代以前，几乎所有书写者都是以之作为凸显回民“惰劣不开化”的典型例证，参见裴景福， 《河海昆仑录》 ，143；邓缵先， 《叶迪纪程》(1921 年刻本)，收入《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四辑 5 卷， 121 册， 66；谢彬， 《新疆游记》，178。 3 长江， 《中国的西北角》，51、85 。 4 Eric Leed 讨论欧洲帝国主义的旅行书写，曾指出，欧洲旅行者便是透过将非西方人群的文化差异“时间化”的 论述策略，把欧洲对非西方世界的掠夺与剥削，在道德上证成为对后者的“教育”与“启廸”。See Eric J. Leed, The Mind of the Traveler: From Gilgamesh to Global Tour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1), 172. 5 徐炳昶， 《徐旭生西游日记》，册 1，49。 6 顾颉刚， 《西北旅行日记》，卷中，39。 7 范长江， 《塞上行》，21。 8 当然，这些作为“从属群体”（subaltern group）的西北少数民族，也并不只是被旅行、被凝视、被表述的客体； 他们不但有其自己的声音，同样也曾在西北各地乃至内地中国进行过旅行与书写的活动。不过，由于数据限制 与语言障碍，本文尚无法对此一重要面向进行探究。 9 刘文海， 《西行见闻记》，278。 10 马鹤天， 《西北考察记 • 青海篇》 ，24、43。 11 刘文海， 《西行见闻记》，272。 2 30 的国族之旅，其实同时也是一部内部殖民（internal colonization）之旅。1 五、结语 人类学者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 1908-）于其自传性著作《忧郁的热带》 （Tristes Tropiques）一书中，曾经引述过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夏多布里昂（Ren Chateaubriand, 1768-1848） 讨论旅行的一段话： 每一个人身上都拖带着一个世界，由他所见过、爱过的一切所组成的世界。即使他看起 来是在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里旅行、生活，他仍然不停的回到他身上所拖带的那个世界去。 2 当代文化地理学者对旅游活动的研究，也证实了夏多布里昂敏锐的观察：在旅行时，我们对 所处空间的体验，与其说是由我们所邂逅的事物来摆布，毋宁更取决于我们所赋予这些事物的意 义。换句话说，其实是我们对这些空间所抱持的意图，以及我们藉以理解这些空间的认知框架， 决定了旅行活动的经验内涵。3因而，旅行这种空间位移的活动，必然也是一种文化行为和一种 文化体现。4 从这种观点而言，1930 年代中国知识阶层所从事的西北旅行及其书写，或许应该放在近代 中国国族建构的宽广脉络中来解读。 1930 年代，中国面临着外敌交侵、国土日蹙的深重危机，开发西北、巩固边防的急切呼声 应运而兴。诸多来自内地各大都会，身分、职业颇有径庭的知识分子，便是在“救亡图存”的国 族主义意识形态激励下，陆续迈上征程，深入这片广漠无垠的陌生地域考察游历。 也正因这种独特关怀，1930 年代的西北旅行，自始便展现出与中国固有的旅游传统截然不 同的风貌。它不再是以自然景物的美学赏鉴为依归，而是以认识国族疆土、强化国族认同的政治 意图为目标。这样的旅行活动所生产出的记述文本，因而也成为一套以特定方式来组织与再现地 理空间的论述形构——一套领域性的技艺（technology of territoriality）；中国国族，便是经由这套 技艺的运作，在空间上被创造出来。5 许多研究国族现象与国族主义的学者，都曾指出，国族认同通常都与一块边界明确的疆域紧 密相联，国族成员也是借着对国族疆域的分享，而相互凝聚为一整体。我们甚至可以说，国族主 义不外乎是一套建构与诠释社会空间的模式，而国族主义兴起的过程中，也深深蕴涵着对「国族 疆域」的强烈信念。6 1930 年代的西北旅行书写，正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赖以进行国族疆域想象的一项意识形态 机制。简单地说，这些旅行者，乃是利用一套“自然国族化”的论述策略，来把西北这块一向位 处华夏世界之边缘，在政治上与文化上都与“中国”杆格难容的“殊方绝域”，形塑成为中国国 族神圣疆土的组成部分。在他们的旅行记述中，西北一方面被表述为中华民族发祥起源的“故乡”， 一块列祖列宗世代所居，孕育了国族独特精神与本真性价值的历史“家园”；另一方面，他们又 把西北地区的特殊地景编纳进一套国族化的历史叙事，将之再现为铭刻着国族记忆与神话，从而 1 杨钟健在其考察地质的旅行记述中，便不经意地指出：新疆名义上虽为中国之一省，而由许多方面看， “实是 殖民地性” 。见杨钟健，《西北的剖面》 ，295。 2 Claude Levi-Strauss, Tristes Tropiques, Trans. by John and Doreen Weightman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8), 52; 中译文见王志明译，《忧郁的热带》(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9)，41。 3 Jaakko Suvantola, Tourist’s Experience of Place（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2), 33. 4 郭少棠， 《旅行：跨文化想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5。 5 “领域性技艺”的概念，参见 Thongchai Winichakul, Siam Mapped, 16. 6 Colin Williams and Anthony D. Smith, “The National Construction of Social Space,” cited from Robert S. Peckham, National Histories, Natural State, x. 31 将国族的过去与现在具体地连结起来的“神话地景”。经由这样的论述策略，西北地区，遂由一 块物质性的地理空间，被转化为中国国族成员共同感情与集体认同所寄寓的象征空间。 不过，1930 年代旅行西北的知识分子，在动员这套领域性策略，来建构近代中国的国族想 象时，却遭遇了一道棘手的难题。如前所述，一个国族的疆域通常都被想象成一块同质或一致的 地理体，并藉由一条明确的边界而与其他国族相区隔。在这条界线之内的每一块地域，都有着彼 此共通的特质，并共同构成一个更大的整体。但是，中国的西北地区，长期以来，却始终是由许 多不同的族群与文化混杂交会，所形成的异质空间。易言之，在西北地区，中国国族的实质边界 与其象征边界之间，存在着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 为了消弭国族实质边界与象征边界的巨大落差，30 年代知识分子一方面汲引新兴的民族学 知识，来描述、建构、区分这些国族内部的“他者”；一方面又透过历史与考古的知识框架，将 这些“他者”转化成与国族核心成员——汉族在种族与文化上同出一源的“同胞”。 经由这样的论述，西北地区的异质人群与文化，遂被整编纳入一个同质、连续的国族共同体 之内，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成员。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代表国族整体发言的，却是作为旅 行主体的汉族知识分子；“被旅行”的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由于“进化”程度的相对低落，则只 能是国族教化、规训的客体。因而，当 1930 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西北旅行书写，透过国族主义 的领域性策略，将原本只是一个抽象地理概念的西北地区，转化为群体认同与感情所投注的国族 “地方”时，作为形塑当地少数民族人群具体生活经验的“在地地方”（local place），却被剥离 出本有的文化脉络，抽象化成为一片普遍而空洞的地理空间。因而，我们从这些旅行书写所看到 的，固然是一个近代中国国族的想象过程，却同时也是一套在国族内部发挥着拒斥与包容之权力 效应的文化殖民过程（internal cultural colonialism）。1旅行西北的知识分子，虽然努力要把承袭自 帝国的空间遗产，纳入一套崭新的国族框架，他们所想象出的中国国族，却依然只能是披着国族 外衣的帝国。 作者 身分 附表一：1928-1945 年间出版之西北旅行记述 书名 旅行目的 游历时间 旅行路线 出版情形 杨希尧 甘肃革命党人 《青海风土记》 因案流亡青海 1918 至 1919 王桐龄 北京师范大学 《陕西旅行记》 应聘讲学 1924 年 7 月至 由北京出发搭陇海路入陕 原刊《地学杂志》 ，1928 8月 年北京文化学社刊行单 青海 1928 年 甘 肃 省 西 宁 区 公署印局刊行 教授 行本 曹瑞荣 行政视察并调查 1927 年 6 月至 由青海西宁经湟源，抵玉树，循 1928 年刻本，出版地不 甘肃省政府厅 《青海旅行记》 长 徐炳昶 玉树情形 授，考古学者 记》 陈重生 同年 9 月 原路返兰州 ＊ 日本师范留学 《西行艶异记》 查团进行考古调 1928 年 1 月 化，返途由塔城入俄境经西伯利 团理事会印行 查 亚返平 游历观光 1925 年 6 月至 由成都出发，遍历西康、西藏、 原于上海《时报》连载， 1926 年 6 月 生 青海、新疆、甘肃、宁夏、绥远 1930 年 由 上 海 时 报 社 等地，返抵北京 宣侠父 详 北 京 大 学 教 《 徐 旭 生 西 游 日 参加西北科学考 1927 年 5 月至 由北平经经内蒙草地入新抵迪 1930 年 北 平 科 学 考 察 结集出版 日本留学生、 《西北远征记》 赴冯玉祥西北军 1925 年 春 至 由北京赴张家口，经五原、宁夏，1930 年 上 海 北 新 书 局 黄埔一期、共 从事政治工作 1927 年夏 入甘肃，后经陕西以返中原 出版，署名「今秋」 产党员 林 竞 日本政法大学 《西北丛编》 参加交通部京绥 1918 年 11 月 由北京出发，经绥远、宁夏、甘 1931 年 上 海 神 州 国 光 留学生 路甘新测勘路线 至 1919 年 8 月 肃以抵新疆，绕行外蒙返绥 社出版 工程队赴西北考 1 “internal cultural colonialism”一词出自 Andrew Higson，对于这个概念的阐述，见 Dave Morley and Kevin Robins, “No Place Like Heimat: Images of Home(land) in European Culture, ”in Erica Carter, James Donald and Judith Squires eds., Space and Place: Theories of Identity and Location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3), 9. 32 察游历 郭步陶 上海《时报》 《西北旅行日记》 参 加 赈 灾 委 员 1929 年 9 月至 历陕西各境 会，视察陕西旱 10 月 记者 1932 年 上 海 大 东 书 局 出版 灾灾情 杨钟健 中央地质调查 《西北的剖面》 参加中法科学考 1931 年 5 月至 由北平出发，经张家口、百灵庙、1932 年 北 平 地 质 图 书 所、北大教授、 察团从事地质考 9 月 入内蒙草地、渡额济纳河，循甘 馆出版 古生物及地质 察、采集化石 肃河西酒泉，抵新疆哈密、迪化， 学家 归途改由塔城入俄境，取道西伯 利亚返平 顾执中 上海《新闻报》《西行记》 参加陇海路局陕 1932 年 8 月至 历陕北十余县 1932 年上海出版，出版 记者 西实业考团赴陕 9 月 者不详 考察 刘文海 大学教授、南 《西行见闻记》 返乡省亲视疾 1928 年 12 月 由南京经陇海路入陕、甘，西行 1933 年 上 海 南 京 书 局 至 1930 年 1 月 入新抵哈密，取道内蒙抵绥远， 出版 京国民政府官 员 明 驼 经平、津，由海道返南京 不 详 《河西见闻记》 不 明 1933 年夏至同 由甘肃兰州经河西抵敦煌，原路 1934 年 上 海 中 华 书 局 年秋 东归 出版 顾执中 上海《新闻报》《到青海去》 组织青海考察团 1933 年 7 月至 由上海经陇海路入陕、甘，经兰 原 以 旅 行 通 讯 形 式 于 陆 记者 赴青考察 诒 8月 州入青海西宁、湟源等地，循原 《新闻报》连载，1934 路返沪 薛桂轮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财政部盐务稽 《西北视察日记》 受聘为新疆宣慰 1933 年 7 月至 由南京搭机经西安、兰州抵酒 1934 年 上 海 申 报 馆 出 核总所宫员、 使署参议，赴新 8 月 泉，会新疆政变，未克入新即行 版 矿务专家 宣慰，并调查西 东返 北盐务 冯有真 陈孟渝 张文郁 国民政府司法 《新疆视察记》 随 部 长 罗 文 干 1933 年 8 月至 由南京搭机经安、兰州、酒泉， 1934 年 上 海 世 界 书 局 行政部部员 (兼外交部长)赴 10 月 抵哈密、迪化，乘车经塔城入俄 出版 新疆视察，调停 境，取道西伯利亚，假途日本返 政争 南京 古巴华侨，国 《海外代表团西北 国民党五全大会 1933 年 8 月至 由南京经徐州循陇海路入陕，于 1934 年 南 京 中 国 国 民 民党全大会海 考察日记》 海外党部代表组 10 月 西安周遭游历考察，返程改搭平 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 外代表 团考察西北实业 汉路赴北平 委员会印行 兰州《新陇日 《拉卜楞视察记》 奉甘省主席邵力 1932 年 7 月至 由兰州骑骡经临夏(河州)抵拉卜 初于 1934 年由《新陇日 子之命，赴甘肃 9 月 报》社长 楞，循原路归 报》连载，继由该社于 1935 年出版 西南拉卜楞考察 教育实业 吴蔼宸 外交部驻新特 《新疆游记》 应新疆省政府聘 1932 年 冬 至 由天津假道日本、苏联以抵塔 1935 年 上 海 商 务 印 书 派员 赴新主持党务 1934 年 3 月 城，转赴迪化，辗转游历俄境， 馆出版 经海嵾威、日本返国 徐弋吾 不明，疑系新 《新疆印象记》 偕申报记者陈赓 1934 年 5 月至 由包头经兰州、循河西走廊以入 1935 年 西 安 南 京 日 报 雅赴西北游历考 1935 年春 闻记者 新，至迪化返陕西 社出版 察 冰 心 燕京大学教授 《 平 绥 沿 线 旅 行 参加平绥铁路局 1934 年 7 月至 由北平搭平绥路、经张家口、大 1935 年 上 海 北 新 书 局 记》 李紫干 吴震华 旅行团赴察、绥 8 月 同、云冈、归绥、百灵庙、包头，出版 等地考察游历 折返北平 北京大学毕业 《秦晋纪游》 随北大教师赴陕 1935 年 5 月 由北平经平汉、陇海路抵西安， 1935 年 7 月北平京城印 生 参加华洋义赈会 会后游华山，并转赴山西各地游 书局印行 会 历 欧亚社记者 《 西 北 徒 步 之 一 徒步旅行西北各 1935 年 1 月至 由西安出发经陇西、临洮、西宁、1935 年 太 原 同 仁 书 店 瞥》 地，考察采访 6月 兰州，西迄敦煌，取道东北，经 出版 行宁夏、绥远而抵包头 李德贻 马鹤天 镇江警政督办 《北草地旅行记》 应伊犁将军长庚 1907 年 夏 至 由镇江经上海，循海路至北京， 1936 年刊本，出版地不 电调，赴新创办 1909 年秋 辗转出塞，经内蒙草地入新抵伊 详 警政 犁，后随长庚赴甘肃兰州 甘肃省政府教 《 西 北 考 察 记 • 青 赴青海考察教育 1927 年 9 月至 由兰州经西宁、湟源抵青海滨， 1936 年 南 京 国 民 印 务 育厅长 海篇》 实况 11 月 33 复经循化至拉卜楞后折返 局印行 1932 年 11 月 由上海经陇海路入西安，遍历 1936 年自刊本，出版地 林鹏侠 新加坡华侨 《西北行》 游历考察 陈赓雅 上海《申报》 《西北视察记》 《申报》委派赴 1934 年 3 月至 由南京赴北平，取道平绥路，经 原 以 旅 行 通 讯 形 式 于 至 1933 年 5 月 甘、青、宁、绥诸省以返北平 记者 西北采访考察 1935 年 5 月 不详 包头、宁夏，入兰州，转赴西宁，《申报》连载，1936 年 折经河西，经敦煌入新疆，抵哈 由上海申报馆结集出版 密后返经甘、陕、豫、鲁等地归 沪 王衍祜 广州大学教授 《西北游记》 与广大学生共组 1935 年 7 月至 由广州经香港、上海、南京，搭 1936 年 广 州 清 华 印 务 西北考察团赴西 9 月 陇海路入陕，于西安附近考察后 馆印行 北考察游历 折返郑州，改道北平，搭平绥路 赴察绥各地游历后南返 高良佐 范长江 邵元冲随员 《西北随轺记》 随中央扫祭黄陵 1935 年 3 月至 由南京出发入陕祭黄陵，经西安 1936 年 南 京 建 国 月 刊 代表邵元冲展谒 8 月 赴兰州、西宁，祭青海，转赴甘 社出版 黄陵，并视察西 肃河西等地，归途经宁夏、绥远、 北各地 山西，抵郑州，搭机返京 天津《大公报》《中国的西北角》 赴西北各地旅行 1935 年 7 月至 由成都出发，经川西度陇南，沿 原 以 旅 行 通 讯 形 式 于 特约通讯员 采访 1936 年 6 月 河西走廊以入内蒙，遍历陕、甘、《大公报》连载，1936 青、宁、绥等省 年由天津大公报馆结集 出版 张扬明 军官 《到西北来》 随剿共军队入陕 1933 甘等地 郑振铎 侯鸿鉴 燕京大学教授 《西行书简》 无锡竞志中学 《西北漫游记》 年 至 自江西、河南，以入陕西，经天 1937 年 上 海 商 务 印 书 1934 年 馆出版 旅行团赴察、绥 8 月 同、云冈、归绥、百灵庙、包头，馆出版 等地考察游历 折返北平 奉江苏省教育厅 1935 年 4 月底 由无锡出发，循陇海路经西安入 1937 年 无 锡 锡 成 印 刷 命考察西北教育 至 7 月初 校长 水抵陇西，驻岷县 参加平绥铁路局 1934 年 7 月至 由北平搭平绥路、经张家口、大 1937 年上海商务印书 甘肃，继自兰州飞西宁，转赴宁 公司印行 夏，再经兰州，由陕返苏 庄泽宣 浙江大学教授 《陇蜀之游》 受教育部聘赴西 1936 年 4 月至 自杭州出发，循陇海路抵西安， 1937 年 上 海 中 华 书 局 北各地考察教育 5 月 并赴西路各处考察，旋飞兰州， 出版 状况 次转西宁，再返兰州，飞西安南 返 范长江 天津《大公报》《塞上行》 记者 奉派多次赴西北 1936 年 8 月至 自归绥出发，先后遄赴西蒙、绥 原 以 旅 行 通 讯 形 式 于 各地旅行采访 1937 年 2 月 远、宁夏、甘肃、陕北等地考察 《大公报》连载，1937 采访 年由天津大公报馆结集 出版 李孤帆 不 明 《西行杂记》 赴西北各地旅行 1939 年 3 月至 自香港飞重庆，转飞兰州，往游 出版时地不明 考察 12 月 青海，旋赴河西各地，回成都， 循川陕路至西安，取道汉中返 渝，经桂林飞香港 茅盾(沈雁 作 家 《西北行》 冰)等着 赴西北各地游历 1930 年代 遍及陕、甘、绥、宁、青、康、 本书含西北游记十篇， 考察 新等地 均选自《旅行杂志》， 1943 年 桂 林 中 国 旅 行 社出版 蒋经国 李烛尘 江西省第四行 《伟大的西北》 参 加 西 北 宣 慰 1942 年 4 月至 由重庆出发，遍历陕西、豫西、 1943 年 重 庆 天 地 出 版 政区督察专员 团，赴西北考察 5 月 不 明 《西北历程》 甘肃、青海等地 社出版 参加经济部西北 1942 年 10 月 由重庆飞兰州，赴西宁，继经河 1945 年 重 庆 文 化 印 书 工业考察团赴西 至 1943 年 2 月 西以入新疆，归途经兰州入陕 馆印行 北考察工矿资源 黄汲清 地质学家 《天山之麓》 质 萨空了 西，返重庆 奉命入新探勘地 1942 年 11 月 由成都搭机飞迪化遍历天山南 1945 年 重 庆 独 立 出 版 至 1943 年 5 月 路，由迪化返蓉 社印行 香港《立报》 《由香港到新疆》 受聘为《新疆日 1939 年 3 月至 由香港循海路经海防入云南，旋 1942 年连载于桂林《半 总编辑 报》副社长，自 9 月 经重庆、成都抵兰州，西行河西 月文萃》，后经增补， 香港运送机器设 以入新疆 备及技术人员赴 1946 年 由 香 港 民 主 出 版社出版 新 34 马鹤天 蒙藏委员会委 《甘青藏边区考察 奉派担任专使行 1935 年 11 月 由南京出发，经西安、兰州、拉 1947 年 上 海 商 务 印 书 员 记》 署参赞，护送班 至 1938 年冬 卜楞、西宁、玉树，因抗战爆发、馆出版 禅返藏 班禅圆寂等故，未克入藏，改由 西康返重庆 顾颉刚 ＊ 燕京大学教授 《西北考察日记》 应管理中英庚款 1937 年 9 月至 自苏州出发，经西安，抵兰州， 1949 年 上 海 合 众 图 书 董事会之托，赴 1938 年 9 月 遍历临洮、西宁、渭源、陇西、 馆有油印本行世 甘、青等地考察 岷县、临潭、夏河、临夏等地， 教育 后由兰州经西安返抵重庆 本书疑系伪托之作。 作者 身分 冯焌光 江苏苏松太道 附表二：1880-1927 年间出版之西北旅行记述 书名 旅行目的 游历时间 旅行路线 《西行日记》 出版情形 赴新疆寻求亡父 1877 年 5 月至 自上海起程，循水路经汉口，于 1881 年上海刻本 遗骨 1878 年 4 月 樊城改陆路，经河南、陕西、甘 肃，直抵安西，迎父柩东归 陶葆廉 新疆巡抚陶模 《辛印待行记》 随父赴新就任 裴景福 1891 年 6 月至 由西安入京，经直隶、山西、陕 1897 年养树山房刻本 1892 年 1 月 子 广东南海知县 《河海昆仑录》 为 两 广 总 督 劾 1905 年 5 月至 由广州起程，经江西、安徽、河 1909 年 迪 化 官 报 局 印 奏，谪戍伊犁 阔普通武 西宁办事大臣 《湟中行记》 西、宁夏、甘肃以抵新疆迪化 1906 年 5 月 南、陕西、甘肃，以达新迪化 行 由京师赴任所及 1899 年 1 月至 由北京经直隶、山西、陕西、甘 有《豹隐山房丛集》刻 罢官返京 4 月；1903 年 肃，过兰州，入西宁。返途略同 本，出版时地不详 11 月 至 1904 年2月 袁大化 新疆巡抚 《抚新记程》 由河南赴新疆巡 1911 年 2 月至 由开封出发，经潼关，入陕西， 新疆官报局刻印本，出 抚任 6月 过西安，入甘肃，抵兰州，复经 版时间不详 河西，由星星峡入新疆哈密而达 迪化 温世霖 直 隶 立 宪 党 《昆仑旅行日记》 为 直 隶 总 督 奏 1911 年 2 月至 本书所载仅及由兰州经河西，由 有民初铅印本出版时地 人，国会请愿 参，谴戍新疆 5月 星星峡入新疆哈密而达迪化一 不详 运动领导人 周希武 查勘甘川界务 段 《宁海纪行》 特派员随员 随甘肃边关道尹 1914 年 10 月 由兰州经西宁，踰大积石山，涉 1919 年 上 海 商 务 印 书 至 11 月 周务学赴玉树查 金沙江以抵结古 馆出版 勘界务 邓缵先 新疆叶尔羌知 《叶迪纪程》 县 谢 彬 卸职后由叶城返 1920 年 10 月 由叶尔羌历南疆各地以抵迪化 迪化 财政部特派员 《新疆游记》 至 12 月 1921 年刻本，出版地不 详 奉部令调查新疆 1916 年 12 月 由北京搭京汉路转汴洛、洛潼 1925 年 上 海 中 华 书 局 阿尔特别区财政 至 1917 年 12 路，西行入陕、甘，继经河西， 出版 月 出嘉峪关，由星星峡入新疆哈 密，遍历天南北，返途改由塔城 入俄境，搭西伯利亚铁路由东北 返京 陈万里 北大校医 《西行日记》 由北大研究所国 1925 年 2 月至 由北京出发，经太原入陕西，自 1926 年北京朴社出版 学门推荐参加美 7 月 西安过平凉，入甘肃，以抵敦煌； 国敦煌考古队赴 归途经陕西入河南，改搭火车返 西北调查考古 钟彤云 不 明 《雪泥三记》 北京 于敦煌及兰州等 1923 地观光游览 年 1925 年 引用书目 一、史料文献： 《地学杂志》。天津、北京：中国地学会。 35 至 敦煌、兰州 1927 年刻本，出版地不 详 《禹贡半月刊》。东京：大安书店影印本，1968。 《旅行杂志》。上海：中国旅行社。 《独立评论》。北平：独立评论社。 七十一，《西域闻见录》。刘际清编，《青照堂丛书》本，道光十五(1835)年刊本。 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 方希孟，《西征续录》 。李正宇、王志鹏点校本。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王衍祜，《西北游记》 。广州：清华印务馆，1936。 王锡祺编纂，《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台北：广文书局影印本，1962。 王树民，《陇游日记》 。收于中国人民政协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青闻见记》 。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 冰心，《平绥沿线旅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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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阐述与分析，旨在填补对此段时期内汉藏通婚研究的空缺，以便于更好的把握影响康区汉藏通 婚的历史、文化因素及其演变脉络，理解康区汉、藏民族融合的具体方式与情形，对于处理康区 汉藏关系的现实问题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清代至民国时期康区汉藏通婚的情形、特点与原因 清代前期，川藏线南路作为官道被正式确定后，为保障西藏与内地之间的信息流通、人员往 来与物资运输等的畅通，清朝在沿途安设塘汛驻军、粮员丁吏等，由此揭开汉人向康区大量迁移 的序幕，与汉商成为清末改土归流以前康区主要的汉人群体。赵尔丰经边期间，自内地招徕垦户、 工匠、矿工等，并派遣边军安驻康区，形成一次汉人向康区迁移的高潮。延至民国时期，政局动 荡不稳，三次康藏纠纷迫使川军驻防金沙江以东各地。抗战爆发、西康建省后，康区战略地位提 升，国民政府倡导开发边地，各类汉人再次涌入康区。据 1941 年的统计，侨居康区的汉人，包 括商人、垦户、军人、政府官员等在内，共计四万五千余户[3]。伴随着汉人的到来，汉藏通婚出 现，并逐渐成为普遍现象。 清代川藏沿线的塘汛驻军大多是从四川绿营中抽派的汉兵，依例三年轮戍。按照清朝的规定， 进入藏区戍守的驻军官兵不得携带眷属。至乾隆末年，廓尔喀战事再起，以幕僚身份由川藏线入 1 本文刊载于《藏学学刊》2010 年第 5 辑。 2 作者为 四川大学 中国藏学研究所 副教授。 41 藏的周霭联，于军旅倥偬之暇记录沿途情形时写道：“凡华人狎番女者，谓之坐丫头，其女为之 炊、汲、缝纫，操作甚勤，并有以所蓄赀囊为之营运者。其人归时，番女或持酒远送数百里外， 惟不能挈之同归耳”，“自出打箭炉口，凡塘兵必坐蛮丫头，不独资其炊汲，即有邮报过站或值 夜深雪大不识路径，其女即策马代兵驰递”[4]。周氏亲莅其地，所言当可取信。由此可知，背 井离乡、未携家眷的驻军官兵，因一时难以适应藏区环境，又需自理生活，不得不雇佣藏女，从 事杂务。时间一久，自打箭炉（今康定）以西，塘兵大多娶藏女为妻。康区汉藏通婚的普遍出现， 也正是以清代戍守塘汛的汉族官兵这一特殊群体娶藏女为妻开始的。 清代中期以后，进入康区的汉人身份趋向多元化，其中不少在当地定居，汉藏通婚者逐渐增 多。嘉庆间，前往乍丫（今西藏察雅）的姚莹途径东俄洛（今康定境内）时，见当地“有塘汛， 蕃民二三十户，旅舍颇洁，主人吴姓，成都人，娶蕃妇家此”[5]。民国学者杨仲华回顾道：“康 雍之际，既屡檄川滇陕兵，进援西藏，其后增设西康各地粮员，派兵置戍，移民益多，川陕商人， 贸迁康地，娶妇生子，久与同化者，更属所在多有。” 娶藏女的汉人已经不只是驻军官兵，商 [6] 贾等不同职业的汉人也加入到娶藏女的行列中。赵尔丰经边时，在鼓励汉人携带家眷的同时，清 廷准许汉人娶藏女，以安抚移民之心。对此举措的影响，民国时期的刘家驹有如下评述：“其后 赵尔丰督办川边时，为消极方面防止防军叛变，及慰解边戍孤苦计，允许各士兵随营携带家眷， 并每月按名发给眷粮一斗，此后结婚者竟如雨后春笋，与时并增”。[7]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民国 时期。《西康之种族》一文总括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康区汉藏通婚情形曰：“（康区）该地山险路 遥，行商不易搬移家室，在官者例不许携眷偕往，于是婚姻漫无毕限，不分种族，任意配合，益 以官商兵卒，在西康各地，安家落业，娶夷为妻者，尤指不胜计，近今三十年，西康之歧种人（歧 种人，即蛮娘汉父之称谓），已遍布于城市村镇各地，真正夷族，则须深山内地，始能寻觅矣。 盖清末之数万边军，及各地垦民，无不在西康娶妻生子，川陕各地商民，在村镇经营商业者，亦 多娶夷女辅助”。[8] 至于汉藏通婚的人数，因史料匮乏，只能通过一些侧面的信息，大致了解民国时期汉藏通婚 者所占的人口比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传教士马里翁·邓肯描述康定县城居民道：“由于 近年来汉人的迁入和藏人的通婚，减弱了藏人血统的纯洁性。现只有五分之一的人是纯藏人血统， 其中绝大多数还是毗邻各县的僧人。” 曾深入道孚扎巴境内调查的赵留芳称，1938 年前后的道 [9] [10] 孚县城汉藏混血儿约占三分之二 。任乃强则推算，汉藏混血儿的比例已经占康区总人口的十分 之一左右[11]。尽管上述数据多为估测，仍可反映出此时期汉藏通婚的普遍程度，特别是在汉人相 对集中的城镇如康定、巴塘、昌都、炉霍、道孚等地与康区南北两路沿线，因此，在康区的旅行 者经常会在川藏线途中碰到汉藏合璧的家庭。 清代至民国时期康区的汉藏通婚有其鲜明的特点，突出表现在：一、通婚方式的独特性。从 前引文与光绪年间理塘粮务同知查骞所记“游惰闲散附和军营、丫头蛮妇从嫁军士”、“且军士 驻边久者，多半娶夷妇” 等史料来看，清代汉藏通婚可能主要是以汉族驻军官兵娶藏女实现的。 [12] 但是民国学者陈重为所言“民国以来，带兵者均主宽大主义，（康区）戍守之士兵，均可入赘或 [13] 娶妻成家室” 情形，则说明民国时期汉兵与藏女的通婚有两种方式：汉人入赘藏家或汉人娶藏 女。男子入赘在汉族传统观念中是要遭到鄙夷的，但是汉人相对较多的九龙境内“康人同南北各 县，招赘尤多，汉人来此多如是，俗所谓‘坐锅庄’”[14]，这表明汉人入赘藏族家庭的数量在康 区某些地区是相当多的；二、通婚分布范围的地域特点。由上文可知，汉藏通婚的出现与增多和 汉人向康区的迁移有关联，这就决定其分布范围要依循汉人的居住地域。因受自然环境的影响， 康区的汉人大抵愈往西行，数量愈少，主要聚居或散布在各主要城镇与川藏沿途，而且大多为农 区。民国学者柯象峰就曾指出因为掺入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民族的血统，康区藏民已非一“纯血 种族”，“其中尤以各市镇区居民，及各农村之‘庄房娃’，其血统之复杂及汉化之程度更深” [15] 。这暗示汉藏通婚的地域范围大致相仿；三、通婚性别的畸形特点。清代塘汛官兵娶藏女造成 42 的汉男娶藏女的通婚性别特点也延续到民国时期。地质学家张伯言、唐尚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勘察康区北路各县矿藏后撰述的报告中提到“抵（康定）折多塘……该地有居民十余户，多汉男 番女组合之家庭” 。此类组合家庭并非特例，“今康省用异族婚媾倡同化者，又嚣尘上，可见 [16] 古今虽殊，所见者同，然事实上只汉人纳康女，较为轻易，寻康人之纳汉女，绝不可能。”[17] 可见，康区的汉藏通婚，绝大多数是汉男娶藏女，极少见藏男娶汉女，即时人戏称的“蛮娘汉老 子”。 对清代至民国时期康区汉藏通婚出现的原因，民国人士的解释较为一致。熟识康情的任乃强 [18] 称：“蛮家大多数皆学喇嘛。女多男数倍，多数女子，不能得夫，故汉人入赘者颇众”。 署名 为达珍的藏族女作者也有同感：“这儿的男子多作喇嘛，家里以有喇嘛为荣。当喇嘛者以长子居 多。旷女约有三分之二，愿与汉人结婚”。[19]大量藏族男子入寺当喇嘛的确是普遍存在的事实， 在以藏传佛教为社会文化根基的康区，一户藏族家庭若有三子必以二子为喇嘛，一子一女必以子 为喇嘛，留女招赘，这必然造成藏女无适龄婚配对象者过多，然而将此作为唯一解释却失之偏颇。 诚然，清代至民国时期康区汉藏通婚出现的原因较多，从宏观的文化背景看，藏、汉两族均对族 际通婚的排斥心理较弱，对其他文化与民族的兼容性较为显著等，皆可作为理由。不过，要解决 这一问题，同样应当考虑到康区汉人的情况。依据方式的不同，汉人向康区的迁移大抵有两类， 一类属于政府组织的迁移，如塘汛驻军等，一类是民间自发的迁移，如商贾等，两类汉人均是以 男性为主的。柯象峰在一项粗略的人口数据分析中发现，康定藏民的“男女性比例为九六·一对 一〇〇·〇，即康女稍多于康男……至于汉人……男女性比例为一五〇·〇对一〇〇·〇，其悬 殊之故，多因汉人来此贸易及工作者，多为孤身男子，以致造成此种悬殊情形”。[20] 而且康区 汉人分布格局呈现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聚居的汉人规模较小，少则数户，多不过百余户，其 周围大多环居藏民。根据社会学家的研究，影响族际通婚的因素较多，人口数量和相对规模也具 有重要的作用，小群体的通婚率一般是高于大群体的，一定规模人口的性别比例如果出现严重的 失衡，本族群内适龄婚配对象偏少，便会迫使其选择族际通婚 [21] 。因此，康区汉人的人口数量与 规模，特殊的宗教文化氛围导致的藏族适龄男女比例与迁移康区汉人人口性别比例的失衡，是引 发汉藏通婚普遍出现的特殊历史原因。 二、中央或地方政权与汉、藏各阶层在不同时期对通婚的态度与选择 基于上述原因，汉人分布地域内的汉藏两族成员均有可能参与到族际通婚之中，但是具体到 不同时期中央或地方政权与汉、藏各阶层，甚至个人，对待汉藏通婚的态度与选择是有所不同的。 依据清代前期“定例：官兵奸民妇有罪，惟西藏戍兵，许雇蕃妇服役，盖所以慰远戍者之心 也”， 清廷不仅严禁塘汛官兵、粮员丁吏与藏女通婚，还限制西藏以外其他藏区官兵雇佣藏女 [22] 服役，但是这项禁令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效果。面对越来越多官兵娶藏女的事实，清廷基本持默 许的态度。至清末，在边疆危机日益严峻、康区改制势在必行的背景下，为杜绝驻兵逃逸，以安 其心，经赵尔丰的推动，清政府转而准许驻兵娶藏女，规定“必须家无妻室，始准凭媒婚嫁，即 为夫妇。生有子嗣，愿辞兵务农，皆听其便。倘该勇犯革黜，或请假进关，应将蛮妇带入关内， 不准弃而不顾……令蛮民寒心解体，将来汉蛮为婚，必多阻碍”。[23]显然，该规定试图消除以往 汉藏通婚存在的弊端，顾及藏民的利益。此外，清政府还采取优惠措施加以鼓励：“凡驻扎关外 军队，准其士兵婚配夷女，其定规配有夷女为妻者，由公家每月发给青稞一斗，生有儿女者，一 人一斗为津贴”。[24]由此，汉藏通婚成为清政府实现改流设置、移民实边、稳固边地的重要手段 之一。民国鼎革，清末改流成果大多付之东流，允许汉藏通婚的政策却被保留下来，戍守康区的 官兵可与藏女通婚。刘文辉执政康区后，进一步将通婚视作是沟通汉藏感情、治理康区的有效方 式，指出：“盖汉康通婚，血统交错生育必蕃；汉人子嗣观念极重，恒以多子多孙为荣，所谓螽 43 斯衍庆，载于经传，垂为教条，汉康因婚媾关系，浸染既久，陈见必移，舍子为喇嘛之习，必渐 除于不觉。如此，则人口自蕃，人力日充，边疆无空虚之虑矣”， 遂将之作为开发边地的重要 [25] 事项列入建设国防方针内，在康区大力提倡。从严禁到默认、准许，再到提倡，是随着时代基调 的转变而变化的，体现出康区重要性的日渐凸显与经营边地策略的改变。 而康区各阶层汉人对与藏人通婚的态度与选择也存在差异。因藏女勤劳，善持家，可辅助递 送公文等，加之康区苦寒、孤寂的生活与思乡的困扰，促使不少清代驻军官兵娶藏女。经过漫长、 艰辛的戍守生涯，多数驻军官兵重返故里，但是绝大多数没有携藏妻返乡。一则不少官兵在内地 已有妻室，另外，还担心藏女无法适应汉地的生活。1887 年自青海旅行至康定的美国人柔克义 对此描述道：“因在藏区居住的汉人，不管他是官员、士兵或者是商人，都必须要在藏区娶妻。 在玉树、甘孜和其他地方，许多汉人告诉我：在藏人妻子和家乡的汉人妻子之间，他们宁愿要藏 人妻子；但当他们回家乡后，只有从内心里表示对其藏人妻子的热爱了，因为这些藏人妻子不能 带回汉地去，否则她们那双天足将要成为人们的笑料。” 返乡的官兵内心是矛盾的。但这样的 [26] 矛盾心态并非是所有驻兵都有的。十九世纪中叶旅行于康区的古伯察，曾在旅途中遇到一位驻防 察木多（今昌都）的骑兵毅然携其藏妻及子女返回故里，遭到其他士兵的冷嘲热讽，“我们卫队 中的士兵事实上都不会不嘲弄他。他们说：‘此人的脑子明显发霉了，从异地他乡带回银钱和商 品是理智的，他把一个大脚婆娘及所有这些夷族小孩带回中原民族中去，这是违背所有惯例 的……’”。 [27] 民国时期不同阶层汉人的态度与选择差别更为明显。商贾是与藏女通婚的汉人主要群体之 一。清末民初徐珂称：“道孚汉商颇多饶裕，皆陕人。当炉文君，罔非蛮妇，匪特乐尔妻拏，兼 赖交通蛮僧耳”。 [28] 柯象峰造访的康定“大商家多娶康女任家政及任翻译，对事业较为方便”。 [29] 可见，汉商与藏女通婚有藉此改善与藏民关系、稳固在康区的商业基础、利于经商的考虑；时 刻关注康区开发的汉族学者，大多强调汉藏通婚对于治边的重要性。任乃强在谈到治边策略时， 曾说：“移民的好处，第一汉夷通婚，彼此的感情日渐融洽，汉夷间的冲突可以减少，而官府与 人民的隔阂，亦可免除”。 多次踏访康区的著名地质学家程裕祺则“很希望政府鼓励汉康通婚， [30] 并且公教人员应当以身作则”。[31]一些学者也娶藏女为妻，如任乃强娶上瞻对甲日土司之女罗哲 情措；部分官员则与藏族社会上层联姻，曾任团长的甘孜保安司令张我戎，娶瞻化（今新龙）属 超爱头人之女，以此作为政治资本，得以在当地开办金矿、处理刑事案件。因而这类汉藏通婚有 助于边地开发，为时人所倡导：“要真正开辟这一大块边陲荒区，并且建立健全政治基础的话， 非得行政人员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不可，而‘汉官’和康人婚姻，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最简捷的办法”； [32] 退伍军人、垦农、矿工等选择长久定居在康区的汉人，则娶藏女或入赘藏家，生儿育女，按部 就班的在异乡渡过余生。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即便在同一阶层内部，汉人的态度与选择也并不一致的。 而且，汉人也不一定必然选择与藏女联姻，雅江的汉人来源于赵尔丰时代招徕的船工、水手与部 分川北的侨商，民国时期“城内有汉人四十余户，丁口约百数十……所系汉人则互相婚娶，鲜有 与康人配偶者，迩来此数十家汉人全成连环亲戚”， [33] 由此，形成半封闭的族内通婚圈。因而， 在汉人相对集中的地区，倘若婚配对象足以达到族内通婚的要求，汉人仍会倾向于选择族内婚。 与汉人相比，对藏人态度与选择的记载大多出自汉人之笔，这些记载不一定能够准确、完整 的反映出真实情形。在奉命调停大白事件而前往康区的唐柯三描绘的图景中，“康人视汉人甚高， 自称曰蛮家，其子女多愿嫁汉人，” 多数藏人似乎是乐于同汉人婚媾的。但实际情形并非完全 [34] 如此。其实，康区藏族“平民无子者，始多赘汉人。因番中男子缺乏，庄房又须人承做，故番酋 能宽此禁也”。 不过，汉藏通婚在汉人分布区域内的普遍出现，仍然说明藏人不排斥与汉人间 [35] 的联姻。这一方面是由于为数众多的藏族男子入寺为喇嘛，造成大量适龄藏女缺乏婚配对象；另 一方面则是出于利益的考虑。因汉人精于农耕、技艺、经商等事务，名山木匠、陕商在藏人择偶 44 时是颇受欢迎的，其所持有的能力对家庭经济将大有裨益。在某些地区嫁与汉人的藏民可免差役。 清末吴崇光路经洛隆宗（今洛隆县）时就发现，“汉人在此，势力最强，一娶蛮家女子，蛮子可 永不当喇嘛差人，使番人乐意与汉人结婚。” 具备一定能力的汉人同样易于受到藏族上层的重 [36] 视，招赘此类汉人的藏人家庭在支差纳粮等方面会得到优待。 然而，某些汉人的种种恶劣行径，为汉藏通婚蒙上一层阴影，尤其是与汉官联姻时表现的最 为突出。汉官在康区属于特殊的阶层，普通藏民路遇汉官，要为之让路行礼，即便是夹坝（盗匪） 也不敢轻易抢劫汉官的行李，藏女多以嫁汉官为荣。但是一旦汉官卸任返乡时，大多将妻儿抛弃， [37] “康人都认为‘巴本’（就是‘官’的意思）寡情，不愿和他们联姻”。 另有一些汉人娶藏女 的动机不纯，心存私利，将藏家财产骗取殆尽，便一走了之。藏人对部分汉人如此薄情寡意、心 存歹念的做法和态度是极为反感的，清末遭废黜的德格土司多吉僧格的妻子四朗错姆就告诫藏 女：“汉儿慕汝等好颜色，宜善媚之。能育者，为窝留，不能育者，刮取彼财物，务令罄。慎勿 实嫁之，汉儿无情义也”，应抵制与汉人的通婚 [38] 。嫁给汉人的藏女也有跟随汉人返归汉地的， 民国时期的西康民歌在讽劝随嫁汉地的藏女时，如此唱道：“汉人到内地是回转故乡，西康姑娘 啊，那是异域，尔勿往”。 的确，脱离熟习的文化氛围，突然进入完全陌生的异域他乡，藏女 [39] 所要承受的不仅仅是自然环境的巨大差异和异文化的震撼，更多的则是要经受汉地传统文化对自 身的考验和如何去适应这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总之，清代至民国时期，中央或地方政权对汉藏通婚采取的从严禁到提倡的政策，是随着政 治形势与经边策略的变化发生转变的，试图通过通婚的途径，达到治边的目的，客观上有助于实 现汉藏民族交融。汉藏民众的态度和选择，不论是何阶层，甚至具体到个体，则依据其具体情形 的不同而差别较大。 三、清代至民国时期汉藏通婚的影响 尽管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康区汉藏通婚是在特殊历史场景中出现的，有其局限性，其影响却是 不容忽视的。 其一，推动汉藏通婚群体的文化互动 康区汉人数量较少，往往混居在藏人的生活圈内，为适应新的生存环境，汉人逐渐放弃原有 的生活方式，改习藏人的风俗习惯。汉人入赘藏家或娶藏女加速了这一过程，清代中叶“打箭炉 外，汉民娶蕃妇家于其地者，亦多从其俗”。 因为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大多是藏人，潜移默化之 [40] 中，从外在表征到内心世界逐步趋近藏人。到民国时期，与藏女通婚的汉人习染藏俗的趋向更为 [41] 显著。道孚县知事欧阳华的报告中称，“汉人寄居既久，亦多娶夷妇生子女，同化于夷家”。 而从整个西康范围来看，“汉人娶康人之妻，一二代后，往往数典忘祖，反有融化于康人的情形”。 [42] 旅行康区者在沿途藏家休憩，常常遇到入赘或娶藏女的汉人，除偶然会说几句汉话外，几乎完 全被视同藏人。此类汉人既包括普通垦户、工匠等，也有政府官员。刘曼卿在理塘遇到的“王君 绥之为守土吏，王籍湖南，留官此间有年，其夫人系西康土著，故王亦西康化也”。 [43] 与之相反，在汉人相对聚居或者邻近汉地的康区东部，与汉人通婚的藏人也习用汉俗。在康 区寓居二十余载的洪裕昆述及康区婚俗时，写道：“如汉康联姻，适汉人则从汉俗，康人则从康 俗。” 是入赘，还是娶藏女，通婚方式的不同，决定了婚礼习俗要依从藏俗还是汉俗。藏女此 [44] 后的生活轨迹依据具体情形的不同有所差异。倘若居住地远离汉人聚居的城镇，即便与川藏线南 北路毗邻，因汉人数量较少，入赘藏家的汉人多习藏俗，操藏语，藏女受汉文化影响较小。而生 活在汉人相对聚居的城镇，或者是邻近汉地又较易与外界接触的康定、丹巴、九龙等康区东部， 与汉人通婚的藏人易于受汉文化的影响，如“昌都、巴安之妇女，素号食面高手，亦只限制于随 45 嫁汉人之妇女”；[45]炉霍等地藏女嫁与汉人后，一改不裈之俗，改穿颇不习惯的汉裤[46]；上海记 者搜集的康区风俗材料中也有“康人无姓仅有名，与汉人通婿者有之”的记录 [47] 。除此之外，在 打箭炉，“因番人之与汉人略有姻缘者，皆喜自称汉人，以致统计结果，汉超于夷 7 倍。其实汉 夷略相当耳”。[48]由上述资料可知，藏女自身饮食、衣着等文化表征的改变，伴随的是与汉人有 联姻关系的藏人冒称为汉人的族群身份认同变化。 其二，大量汉藏混血儿的出现及其文化取向与身份认同 清代至民国时期康区汉藏通婚的直接结果是导致大量汉藏混血儿的出现。这些混血儿通常被 俗称作“扯格娃”，此称谓早在清代嘉庆年间便已出现。汉藏混血儿的数量众多，仅康定一地在 [49] 民国时期就达到一万多人 。糅合汉、藏体质特征的混血儿“性情体格，恒七分似汉，三分似番； 其学习汉文汉语，亦特容易。现在康藏担任通司，翻译之人，什九皆扯格娃也”。[50]名为苏里虚 生的作者则以优美的文学笔调，对陕商与藏女所生的女儿泽巴智马的外貌作了如下生动描述： “因为她混和有汉族人种的血统，除保持着康藏女性所特有的健康美之外，还能在她那健美的体 态上发现一种汉族女性独有的婀娜丰致来，虽然她完全是像当地的康藏女性一样的装束”。[51] 除了烙印着明显的汉藏痕迹的体态外，混血儿的文化取向和身份认同，是颇值得注意的。汉 藏混血儿更多接纳汉文化，抑或藏文化，要视环境而定。清末民初，曾在康区任职十四年之久的 刘赞廷注意到，昌都“驻防绿营于此安家者，生有子女，半蛮半汉，混合成人，喜供关公、灶王 爷，凡有此者，不问而知为汉人。故游此，沿途不用翻译，可知言事，系由此也。自设治以后皆 喜读书，遵从汉礼”。 道孚“蛮汉联婚，生子皆愿读书，不愿充当喇嘛，倾向汉人礼节，日渐 [52] 浓厚”。[53]生长在汉人聚居区的汉藏混血儿，取用汉姓，自幼便接受汉文化的教育。更多的汉藏 混血儿则生活在汉人较少、藏文化氛围浓厚的环境中，大多讲藏语，从藏俗，“纯粹康人固无问 题，即汉父康母之子女，亦均随母信喇嘛教，以至为喇嘛，” 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习用语言 [54] 等均类同藏人。不过，即使是居住在汉人相对聚居的汉藏混血儿的文化取向也呈现出易为藏文化 熏陶的趋势。据考察康区多年、精通藏语的法国学者古纯仁的记载，康区汉人聚居最多的巴塘县 城内“边军多数皆娶土著妇女，而定居于此。所生子女，称曰巴甲，义曰‘巴之汉人’，迄于今 日，其藏化较汉化为甚”，[55]“在炉霍、里塘、巴塘等地，有前代戍边兵士所遗留之后裔，亦藏 化甚深而汉化甚浅”。 [56] 至于汉藏混血儿的身份认同。“扯格娃”的称谓本身便是贬义的不敬之词，或又被视作康区 之“歧种人”。任乃强认为“所谓混血族者，皆汉人娶蛮女所生子女，谓为汉族，亦无不可也”。 [57] 而藏人对于应将汉藏混血儿归属何族，显得模棱两可。董兆孚于 1929 年访询康定团务局局长 （系本地人，藏族，但已同化于汉）时，问及康定县城的人口数量，得到的答复是：“这却不容 易估计，因为这康定城，汉夷杂处，互通婚姻，蛮娘汉老子的很多，这种人户，说他是汉人也可， 说他是夷人也可（俗叫扯格娃），至于纯粹的汉人和夷人，不过是极少数，所以不能估计”。 [58] 然而，汉藏混血儿自身并不认同这样的说法。因为身系汉人的血统，混血儿“自较纯粹番人高出 一等。其对汉人谈话，每自介绍于人曰：‘我扯格娃也。’其能熟习汉语者，则竟直认为汉人”。 [59] 可见，那些颇受汉文化熏陶的汉藏混血儿在心理上是倾向于认同自己为汉人的。然而，却又为 [60] “纯粹汉人及纯粹康人所贱视。并有‘倒蛮不汉’之谚语以讥之”。 因此，汉藏混血儿的族群 身份尴尬地夹在汉与藏之间。 其三，汉藏交融出现的文化新产物 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经过碰撞、冲突、融合，大致会出现三种结果：各自坚守原有的文化根基， 通过文化抉择，吸纳于己有利的因素；被另一种文化同化，丧失原有的文化基本要素；两种文化 相互交融，产生出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康区汉藏通婚普遍出现后，汉藏文化相互影响深入的同时， 酝酿出新的文化因素，将汉、藏两种不同文化的要素糅合起来，这充分体现在姓名与语言方面。 李培芳在对康区的婚姻习俗作过一番调查后，发现“真实的康民，俗称之谓‘蛮家’即藏族也， 46 纯系有名无姓，亦有十足康民而有姓者，皆系汉男康女结合同化所致”。[61]姓氏是标识汉人身份 的符号，往往还与血缘传承有密切关联，与汉人通婚者或其后裔效仿汉人取汉姓或继承父姓，而 保留藏名，如姜扎西、张彭错之类，将承袭汉人血缘的身份体现出来，与其他藏人区分开来。而 语言的杂糅特征更为显著，雅江的汉藏混血儿通用一种混合语言，又称倒话，与藏语、汉语颇为 不同，“本县（雅江）夷民及汉人，除各原有其汉康两种语言外，汉夷之间，产生一种‘浑血’ 语言，甚为流行。‘浑血’者，汉人娶夷妇，所生子女称‘浑血’种，俗又呼为‘扯格娃’。其 语言于汉康语外，另成一派。如说：‘你不要去’，‘妈妈在家’，‘拿一个洋钱’，‘我的心 子痛’等语，彼等说为‘你去的不是’，‘妈妈家中有’，‘洋钱一个拿’，‘我痛一个心’， 即以汉文用藏文法者是也。其语尾音调，又都习用蛮腔。骤聆之，实难解语，不伦不类，莫不咄 咄称怪焉。”[62]一般使用此语言的人群均含有汉、藏两种血缘成份，即按照藏语语序直译为汉语， 将汉字嫁接到藏文的文法中，语尾音调则均是藏音，如同汉、藏血缘上的混合。这些文化新产物 的出现，是分解汉、藏文化原有的元素，在保留本族某些特有文化元素的基础上合成起来，体现 出藏、汉两种迥异文化在通过通婚形式交融时的复杂性。 以上依据清代至民国时期的文献史料，大致呈现出该时期康区汉藏通婚面貌，可以看出，汉、 藏文化之间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共性也是相当明显的，即均对异文化和他族具有兼容的开放特 点。这一特点使得汉藏通婚成为可能，而该时期由于特殊的历史与文化场景，致使汉藏通婚显得 较为普遍。而且汉藏各阶层的具体态度反映出人们在选择族际通婚时，更多的是考虑现实问题， 尤其是婚龄人群性比例的严重失衡。不过，汉藏通婚却在无形之中加速了汉藏民族互动与文化交 融的进程。 注释： [1]本文所指的康区主要包括四川甘孜州和西藏昌都地区。 [2]芈一之：《文成公主与汉藏关系》，《思想战线》1980 年，第 2 期；雷学华：《论唐蕃和亲 的原因与历史意义》，《广西民族研究》1998 年第 1 期；刘洁：《从唐诗和藏族文献歌谣 看唐蕃联姻的影响及意义》，《西北民族研究》2008 年第 3 期；马戎：《西藏城乡居民的 择偶与婚姻》，《西北民族研究》1995 年第 2 期；萨仁娜：《德令哈市蒙、藏、回、汉族 际通婚调查研究》，《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7 年第 1 期；王越平：《排斥与融合— —四川白马藏族入赘婚的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08 年第 4 期。 [3]吴丰培辑：《赵尔丰川边奏牍》，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 年，第 145 页。 [4]周霭联撰，张江华、季垣垣点校：《西藏纪游》，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年，第 8、32 页。 [5]姚莹：《康輶纪行》，《康輶纪行、东槎纪略》合本，黄山书社，1990 年，第 25 页。 [6]杨仲华：《西康之概况》，《新亚细亚》1930 年第 1 卷第 2 期。 [7]刘家驹：《康藏》，新亚细亚月刊发行，1932 年，第 72－73 页。 [8]佚名：《西康之种族》，《四川月报》1936 年第 9 卷第 4 期。文中“西康”指西康建省后之 康属范围。 [9]马里翁·邓肯著，满莹译：《川藏茶路雅安至康定段纪实》，《四川民族史志》1989 年第 1 期。 [10]赵留芳：《道孚县浅影》，《康导月刊》1938 年创刊号。 [11]任乃强：《康区视察总报告书》，《边政》1930 年第 4 期。 [12]查骞：《边藏风土记》卷一《边地转运至难》，《西藏学文献丛书别辑》第六函，中国藏学 出版社，1992 年。 [13]陈重为：《西康问题》，中华书局，1930 年，第 159 页。 47 [14]吴振：《今日之九龙》，《康导月刊》1938 年第 1 卷第 2 期。但是任乃强在《西康札记》 中写道：“夷汉不互赘，汉女亦不出嫁夷民；惟汉男得娶夷女。谚云：‘汉不入夷’。”参 见任乃强：《西康札记》，新亚西亚月刊社，1932 年，第 28 页。此与民国文献中屡屡出现 汉人入赘藏家的记载相悖。 [15]柯象峰：《西康社会之鸟瞰》，正中书局，1940 年，第 31 页。 [16]张伯言、唐尚炯：《调查道炉甘瞻各县矿产报告》，《康导月刊》1939 年第 1 卷第 12 期。 [17]毅公：《汉康同化之隐诊》，《戍声周报》1938 年第 68 期。 [18]任乃强：《康区视察报告——甘孜县》，《边政》1930 年第 4 期。 [19]达珍：《西康人的生活与习俗》，《新运导报》1935 年第 7 期。 [20]柯象峰：《西康社会之鸟瞰》，正中书局，1940 年，第 11－12 页。 [21]马戎编著：《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435 页；王甫昌：《光复后台湾汉人族群通婚的原因与形式初探》，《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集 刊》，民国 82 年（1993 年）秋季第 76 期。 [22]姚莹：《康輶纪行》，《康輶纪行、东槎纪略》合本，黄山书社，1990 年，第 141 页。 [23]《汉蛮联婚通饬》，吴丰培辑，《赵尔丰川边奏牍》，四川民族出版社，第 205－206 页。 [24]《电程凤翔准营勇婚娶》，吴丰培辑，《赵尔丰川边奏牍》，四川民族出版社，第 145 页。 [25]刘文辉：《西康现况及赵尔丰治康之得失》，《西北问题》（季刊）1936 年第 2 卷第 1、2 期合刊。 [26]柔克义著、杜品光译：《甘孜到道孚见闻记》，《四川民族史志》1989 年第 2 期。 [27]古伯察著、耿昇译：《鞑靼西藏旅行记》，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 年，第 644－645 页。 [28]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4 年，第 2337 页。 [29]柯象峰：《西康纪行》1941 年第 1 卷第 3-4 期。 [30]董兆孚：《徼外旅痕》，《边政》1930 年第 4 期。 [31]程裕淇：《西康剪影》，独立出版社，1945 年，第 24 页。 [32]程裕淇：《西康剪影》，独立出版社，1945 年，第 23 页。 [33]植夫：《雅江汉人的丧礼》，《戍声周报》，1938 年第 78 期。 [34]唐柯三：《赴康日记》，新亚西亚学会出版社，1934 年，第 37 页。梅幼云也写道：“蛮丫 头以嫁汉人为荣，不过就是‘找伙计’。”参见梅幼云：《打箭炉到甘孜》，《旅行杂志》， 1946 年第 4 期。道孚查坝“女家最欢迎汉人上门，能通康语者，一语相投，即可觅处为欢， 新生子，仍养育不讳”。参见赵留芳：《查坝调查记》，赵心愚、秦和平编，《康区藏族社 会历史调查资料辑要》，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 年，第 235 页。 [35]任乃强：《西康图经》，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 330 页。 [36]吴崇光：《川藏哲印水陆记异》，吴丰培辑，《川藏游踪迹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 年，第 347 页。 [37]程裕淇：《西康剪影》，独立出版社，1945 年，第 23 页。 [38]查骞：《边藏风土记》卷一《萨德格》，《西藏学文献丛书别辑》第六函，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2 年。 [39]刘曼卿：《康藏轺征》，商务印书馆，1934 年，第 46 页。 [40]姚莹：《康輶纪行》，《康輶纪行、东槎纪略》合本，黄山书社，1990 年，第 55 页。 [41]欧阳华：《西康道孚县造呈县治山川道里物产风俗表》，《边政》1931 年第 5 期。 [42]吴文晖、朱鉴华：《西康人口问题 》（上、下），《边政公论》1944 年第 3 卷第 1-2 期。 [43]刘曼卿：《康藏轺征》，商务印书馆，1934 年，第 30 页。 [44]洪裕昆：《旅康宝鉴》（续），《康导月刊》1938 年第 1 卷第 4 期。 48 [45]杨仲华：《西康之概况》，《新亚细亚》1931 年第 1 卷第 5 期。 [46]“曩有边军连长邬柄成者，纳吴村夷女其贞为妻，衣以汉装。一日，行至半途出恭，因初穿 裤衿，行动不便，先将裤子脱去，然后出恭，旋被大风将裤子飘去，得为笑柄。”参见刘赞 廷：《民国炉霍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 67 册，1992 年，第 102 页。 [47]沪记者川康考察团陆诒先生供给材料，黄举安先生整理：《西康风俗谈》，《开发西北》（月 刊）1934 年第 2 卷第 2 期。 [48]任乃强：《西康图经》，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 75 页。 [49]格勒：《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 年，第 132 页。据任乃强的粗略 统计，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康定全县的混血儿约一万人。参见任乃强：《康区视察报告第 二号——康定县》，《边政》1929 年第 2 期。 [50]任乃强：《西康图经》，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 421 页。 [51]苏里虚生：《被弃的异族女儿》，《新西康》月刊 1938 年第 1 卷第 3 期。 [52]刘赞廷：民国《昌都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西藏府县志辑》，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 书店，1995 年，第 100 页。 [53]刘赞廷：《道孚县图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 67 册，巴蜀书社，1992 年，第 602 页。 [54]柯象峰：《西康社会之鸟瞰》，正中书局，1940 年，第 18 页。 [55]古纯仁著，李哲生译：《里塘与巴塘》，《康藏研究》1948 年第 19 期。 [56]古纯仁著，李哲生译：《川滇之藏边》，《康藏研究》1947 年第 15 期。 [57]任乃强：《康区视察报告第二号——康定县》，《边政》1929 年第 2 期。“西人研究西康 民族者，大都以扯格娃作为汉人计算。”参见任乃强：《西康图经》，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 422 页。 [58]董兆孚：《徼外旅痕》，《边政》1930 年第 4 期。 [59]任乃强：《西康图经》，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 421 页。 [60]柯象峰：《西康纪行》1941 年，第 1 卷第 3－4 期。 [61]李培芳：《康民婚姻访问记》，《戍声周报》1937 年第 1－30 期合刊。 [62]陈治荣：《今日之雅江》，《康导月刊》第 1 卷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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